首页 -> 2004年第3期
人之将死（外一篇）
作者：钟叔河
这句话讲得多么潇洒，多么不失身份。比苏格拉底说“我还欠庙里一只鸡的愿，请替我还了”，金圣叹说“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人们不可不知”，瞿秋白说：“中国豆腐，其实也很好吃”，他的话岂不显得更加平常，更不作态，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么?
冯梦龙《古今谭概》记下了这件事和“此酒不堪相劝”这句话。但欲知其详，还得去看《南史》列传第十三，便可以知道，王景文出自高门，又有学问，少时即为宋武帝爱重，要将女儿嫁他，甚至把他的名字作为宋明帝的名字，又要明帝选了他的妹妹作皇后。而王景文倒并没有什么野心，多次辞谢加官晋爵，还以有病为由辞不尚主。明帝登基后，他更加小心谨慎，虽一再被任命做中书令、中书监(相当于后世宰相的高官)，为太子太傅(三公之首)，他仍然固辞不拜，不得已才接受这个虚衔，却请求到外地镇守，远离朝廷。即使如此，宋明帝自知不起时，怕以后皇后临朝，他是“元舅”自然要出掌国政，以他的资望和才能，天下便可能会由姓刘改姓王，所以还是对他下了手。明帝叫使者对王景文讲的是：“朕不谓卿有罪，然而不能独死，请子先之。”总算还没有先制造一个叛国案，没有先给他戴上顶反什么反什么的帽子，还算念旧情。
这便是专制政治最可怕的一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位极人臣，甚至当上了二把手，也救不了本人一条命。苏格拉底虽也是饮鸩自尽，还为自己辨护了一回，再由人民代表往瓶中投贝壳来表决，走了趟民主合议的过场。金圣叹和瞿秋白未经审判即由“上头”下令“明正典刑”或“密裁”了；“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和《多余的话》仍能纸写笔载，传之后世。只有像王景文这样，爱之要公主同他睡觉，恨之(也该说惧之)则赐一壶毒酒，连明白话都不让他向世人说一通，殆可称为最黑暗最灭绝人性的了。
然而王景文留下的这一句话，却说得实在有风度实在美。如果编一本《人之将死》，我准备将它作为第一篇。
艺人的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演艺界地位最高的时期，除了当今，恐怕就要算残唐五代了。《五代史》为“伶官”立传，便是当时演艺界人士政治社会实力的说明。
1949年后，生旦净丑的地位突然飚升，一时惟有土改前后的贫雇农可与相比。而昂昂平与华罗庚、陈寅恪、梁思成辈同称高级知识分子，即老乡亲亦不能不稍逊一筹。
但就在五代之时，也有一个叫桑维翰的人，对皇上过于厚待演艺人员提出批评。他在《谏赐优伶无度疏》中说：“不久前国家出兵抵抗契丹入侵，受重伤的战士，所得的优抚，一人不过几段绸帛。现在供陛下娱乐的戏子，一句台词、一个笑话出了彩，当场奖赏给他们的，便有成捆的丝绸，数万的金钱，还有锦袍和银带。战士们见到差别如此之大，心中难道不会不平?如果军心涣散，民怨沸腾，契丹再打来时，又靠谁去为陛下保家卫国啊?”
桑维翰也是个会弄钱的主儿，他“家资亿万”不像是害了红眼病，心理不平衡，才上这道奏疏的。不管其人在后世的评价如何，这番话总代表了“伶官”走红时的一种社会舆论。只要不坚持“舆论一律”，听一听也是有好处的。
旧社会把优伶的社会地位贬得太低确实不应该，虽然那时达官贵人捧戏子是事实，被捧的戏子为达官贵人提供服务亦是事实。这无须翻《品花宝鉴》，只要看《红楼梦》便可知道。当然艺人也是人，人人生而平等，只要他们尊重自己，便没有理由不得到别人的尊重。在人家老美那里，同样是公民，同样可以竞选总统，竞选州长。问题是，把他们看成低人一等固然不对，硬要把他们抬起来高人一等，说娱乐业为百业之首，演艺的都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就未免矫枉过正得过头了。
使人们娱乐，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也是为人民服务。只要服务得好，一次得成捆的丝绸、数万的金钱也是可以的，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完全赞同桑维翰。)但似乎不必给从事娱乐业的这个星那个星全都“冠切云之崔嵬”，于金钱之外再给以太多太高的其他待遇。老实说，文化界、传播界的同志，对于造成这种局面也是有责任的。照我想，年龄都是到了爷爷级的人了，即使没有必要听桑维翰那套保家卫国危言耸听的扫兴话，自家的心态和情志，亦应该超脱了青春期追星族的境界，总该稍稍退了火，又何苦老发少年狂，发个没完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