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包装英雄与包装历史
作者：葛栋玉
也许您会说了：不是国家主席，就是国务院总理，最起码也得派个外交部长吧。没错，您算说对了，但历史学家可不一定这样回答问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简明世界通史》在讲到二战时说；“1943年11月下半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中国蒋介石在开罗开会，讨论与远东战争有关的问题。”您说，这蒋介石。是个什么人呢?卖菜的?杀猪的?还是赶毛驴的?怎么让他去开罗见美英首脑呢?
今天的社会，商品讲究包装，建筑讲究包装，人物更讲究包装。您瞧媒体介绍唱过曲儿演过戏的，都要加冕“著名”两个字。“这‘著名’比沙尘暴还厉害，直刮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蔓延至各行各业?(葛新德《“著名”在我心里》见《中国摄影报》2002年6月25日)。您说，我们的教科书在叙述一个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时，竟一点包装也没有呀!赤身裸体地就出来见人了。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惜墨如金。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当然是我党历史上一项惊天动地的伟业了，但依然有人对它不尊重。鄢烈山先生指出：那个电视剧“名曰《长征》，却根本不是全景性的写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而是只写毛泽东主席“所在的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鄢烈山《对电视剧〈长征〉的一点看法》见《杂文月刊》2002年第5期)。“长征若论历时之长久、征途上艰难曲折，当数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若论指挥之神出鬼没富于传奇色彩，当属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长征》剧组置他们于不顾呢?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他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二号人物”，地位远在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之上。可在《长征》戏里，“仍然有意无意地抹煞他、贬抑他”。中共中央给他平反是在1980年，“对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的红军重要将领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长征》怎么可以那样轻蔑地作践他呢?”在“为陈昌浩平反11年之后”，仍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太不公正了!”——对的，表现真理在毛泽东主席一方是没错的，但为此而漠视其他的革命功臣，甚至肆意糟蹋，就说不过去了。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挂一漏万。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的历程。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绍北大历史与现状的画册。可“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1957年到1978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余杰《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见《东西南北》2002年第6期)。
因而，余杰先生感叹地说，21年前(1977年)，日本也出版过一本《东京大学百年》的画册。可对于学生运动并没有回避，而是“用了3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全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
人们常说北大是中国第一学府，百年校庆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中国没有哪所大学的校庆获得这样的高规格。然而，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如此不尊重历史，还像一个做学问的样子吗?!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避重就轻。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人马来与毛泽东会合。但在“文革”当中忽然有人考证说，当年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不是朱德，而是林彪。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本是米可夫元帅运筹帷幄的，他因此获得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苏沃罗夫一级勋章。然而1957年11月朱可夫被罢官后，有人又跳出来说，当年之所以能扭转战局，是因为有了赫鲁晓夫的指挥。
尤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一幅宣传五四时期的画上，“出现了3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给人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似乎“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要重要”。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那时“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所以，余杰先生不禁又一次感叹说：北大校庆的宣传画“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见历史不光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想描眉就描眉，想画眼就画眼；而且简直成了工厂里的标准件，想怎么拆卸安装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我们不妨把这种包装历史的手法取名：偷梁换柱。
罗曼·科尔考维兹在他的《苏联军队和共产党》一书中，曾经摘引过《历史问题》1957年11月号上的一段话：“‘历史学家’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科学地分析苏联共产党的作用，……深入描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苏联的杜会及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说白了，就是要历史学家将歌功颂德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好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你不光可以“挂一漏万”，可以“避重就轻”，可以“偷梁换柱”，必要时还可以玩玩“惜墨如金”的小把戏。但这把戏玩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最终酿成了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想记取教训都来不及了。
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苏联奉为老大哥来学的。历史不客气地证明：他们这一套行不通的。所以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叹的是“思想解放”喊了20多年了，极左思潮的流毒依然那么顽固。
今天这个社会，不是缺吃，不是少穿，而是缺少诚信。人和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成了天字第一号危机。满街的“放心米”、“放心肉”、“放心医院”的招牌，说明了这是一段最不让人放心的历史。张艺谋的《英雄》打得昏天黑地，愣是要给世人换一汤子脑水。连杀人如同割韭菜的始皇帝都成了“他为人民谋幸福”的英雄了，老百姓好像还得跟着“呼儿嗨哟”!
请您好好想想吧，连历史都敢包装造假，连英雄都敢包装造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假冒伪劣造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