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最后决定权”
作者：张 勇
党章说：权力平等，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
果真如此么?
因受贿卖官而入狱的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在反省犯罪原因时，则有另外的说法：“我是县委书记，对县委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
听到这种话，我并不感到惊异，因为这种党委“一把手”的“最后决定权”，并非李铁成所独有，甚至带点“普遍性”，虽然它公然违反党章。
所谓现代政党，既不是私人老板的独资企业，也不是传统帮会，更不是皇上和文武百官的朝堂，而是志同道合者自愿组成的团体；它的决策必须、也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怎么会冒出个“一把手的最后决定权”呢?
中国的现代政党史，不过百年。查诸历史，在政党中最先搞起“一把手最后决定权”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时期，总理孙中山在党内并无“最后决定权”。举例说吧：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因党内高层多数不同意，孙只得服从多数，乃以五色旗为国旗。1913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便开始厌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求党员宣誓“服从党魁”。一直是党内二把手的黄兴坚决反对孙的这种做法，最后不惜放弃党籍以示抗议。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国民党党章干脆明文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总理“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中执委或是中常委会，虽然还顶着个现代政党决策班子的招牌，实际上倒更像皇帝主持的御前会议；委员们不再是一人一票，倒更像文武大臣或是幕僚，虽可七嘴八舌，可在一把手的“圣心独断”面前，却形同“进谏”。孙中山之后，第二个被明文规定授予“最后决定权”的政党领袖，是1943年之后的毛泽东。毛泽东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党的实际领导权，靠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时在中共党内还没有一把手“最后决定权”这一说，如果有，当时的一把手博古只要小用一下，毛泽东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一代天骄”。毛泽东主事之初，也没有“最后决定权”；他处事民主，尊重多数。还是举例说吧：抗战之初，鉴于八路军力量弱小，毛主张只能打山地游击战，可彭德怀、林彪等许多人有不同意见，认为也可打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服从了多数，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平型关大捷。到了1943年，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也就是在这时，在党章之外另作了一条规定：主席对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
“最后决定权”，会使它的掌有者“决定”些什么呢?孙中山死得早，他逝世时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对他，可说的内容不多。至于毛泽东，在拿到“最后决定权”的早期，使用它时还是非常谨慎的。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我时时小心，生怕出岔子。”正是因为这种谨慎小心，他领导党打出了新中国。所以应该承认，“最后决定权”有时能“决定”若干好事，特别是在能干的领导者的主事初期。然而“最后决定权”毕竟是一种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缺乏民主原则所具有的纠错机制，时间一长，它极易诱发掌权者身上的人性弱点，使其“决定”出错事乃至坏事的机率越来越大，而“决定”出好事的机率越来越小。毛泽东自1957年之后，“决定”出的错事一件接着一件，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革”浩劫。还是那个毛泽东，从“时时小心，生怕出岔子”，到自称“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闹出一个又一个大“岔子”；这“最后决定权”，把一个曾经英明的领导者的晚年“决定”成这般模样，真是令人唏嘘不已。中国1957年至1976年的挫折，与其说错在毛泽东，不如说错在这个“最后决定权”。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党各个层次的一些地方党委中，也出现了“最后决定权”的握有者。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批评过地方党委“第一书记专政”，但因为他老人家自己也是如此，所以也就说说算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好。“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是个权力陷阱，它把一个个曾经做过好事的领导者陷进去，变成做错事甚至坏事的人。比如程维高，据说当初当常州市委书记时，是很谨慎、很廉洁的，可“最后决定权”握久了，到当上河北省委书记时，就变了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决定权”既是害党之权，也是害官之权。
如果不从党内决策规则中废弃实际存在的“最后决定权”，一定还会有新的程维高、李铁成掉进这个权力陷阱；连伟大英明的毛泽东都不能抗住“最后决定权”的毒副作用，更何况半点也不伟大英明的程维高、李铁成之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