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感谢司马迁
作者：王 晖
“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空想主义者……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怜……说可怜，是来于同情。因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辈，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时闭户凝思，甚至还会落一滴两滴同情之泪。落泪，主要不是为他受了曲，是为他迂阔，以至于‘滞’的可怜。”
初阅此议，让我惊诧莫明。看张先生著作，最明显的感受是，与其文字的繁冗拖沓截然相反，是他文章中表露出的思想总是一以贯之的明晰而清澈，简言之，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为民主与自由而歌唱，始终不违背五四时期形成并彪炳史册的北大精神。
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张先生的几乎全部著述中；当然，在直接记述、评价北大生活的《红楼点滴》和专收怀人忆旧类文章的《月旦集》中，它体现得更为集中、系统、显而易见罢了。
其实，就是在收入《月旦集》内的这篇专谈梁漱溟先生的文章里，张先生在我文首的那段引文之后，也接着写道：
“(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挈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
可为何一方面称颂梁漱溟先生是继承北大精神的拔尖儿人物，一方面又要揶揄这位体现北大精神的拔尖儿人物“迂阔”；一方面称颂梁漱溟先生是尊崇个性的拔尖儿人物，一方面又要指斥这位尊崇个性的拔尖儿人物“滞”的可怜——张先生之自相矛盾，何以竟至于此呢?
及至读了张先生的《负暄三话·刚直与明哲》，听了他转述的一则故事，我才恍悟他言说梁漱溟先生“迂阔”与“‘滞’的可怜”之语的确凿含义，那故事是这样说的——
“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是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甲叹服。” 是呀，梁漱溟先生，“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相信若能起梁漱溟先生于地下，借县太爷此语诘问之，梁漱溟先生也定会深然自己的“迂阔”与“‘滞’的可怜”，并叹服“该批”。
每见专家、学者探论《史记》写作方法时，总不忘称道司马迁运用的“互见法”。“互见法”，又称“旁见侧出法”，对于这种写作方法的定义，专家、学者们虽盲存小异，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即：在叙述、谈论一个人或一件事时，以两处或几处的文字相互说明补充，互文见义。现在，我能读懂张先生的文章，并有了这么一丁点体会，就是将“互见法”引进阅读领域的收获。
俗谚曰：“吃水不忘掘井人。”迫本溯源，我还得感谢司马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