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记忆在哪里错位
作者：余 杰
好莱坞演员出身的里根曾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政绩显著。1994年11月，里根向公众宣布自己患了老年痴呆症，从此不再公开露面。最近几年来，由于病情迅速恶化，里根已经神志不清。但是，91岁的里根已成为美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总统。据多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荚国人都认为里根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里根卓越的经济政策和强硬的外交政策，为冷战的终结和荚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如今，里根饱受岁月和疾病的折磨，生活在混浊与黑暗之中，不仅连美国发生的“九·一一”恐怖事件都不知道，而且连他最爱的女儿去世了也不知道。美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勋章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出席颁奖典礼。里根再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站在柏林墙前充满激情地发表演讲，也不可能重现青年时代好莱坞银幕上迷人的风采。一个最有活力也最有智慧的人，虽然长寿，却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让人伤感的事实。
于是，喜欢里根的人们只好从《里根回忆录》中去探寻里根的心路历程。这部回忆录是在里根患病前完成的，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其他总统的回忆录不，同，里根的回忆录主要以那些没有公开过的轶事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这本书的开头，里根生动地描述了他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瑞土第一次会晤时的情景：为了避免所有的副官和顾问的打扰，一天傍晚，里根带着戈尔巴乔夫偷偷来到日内瓦湖滨。两人走进一个船库，升起了火，进行了一次关于世界和平的亲切交谈。通过这次交谈之后，他们由互相敌视而成为了可以信赖的朋友。不久，两人共同签署了历史性的削减军备协议。
这是一个动人的细节。我相信，读者们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会感到“赏心悦目”。读者们的眼前也许会浮现出像电影镜头一样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景：两位掌握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的权力的领导人，脱下了楚楚的衣装，穿上了轻便的服装；接着，他们像童话里的孩予一样，脱离庄重的社交场合，来到一个偏远的游览区，亲自动手用废旧木材生火；然后，他们围在篝火边轻松地谈论——这样的氛围当然比僵硬的会议室更容易沟通感情。这个小小的细节，本身就像是一个神话故事，更何况两位国家元首谈论的是冷战时代最严峻的话题。温馨的湖光山色融化了僵硬的政治对立。也许，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是从那场轻松的聊天开始松动的。
然而，细心的编辑麦克尔·达尔却发现这个故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漏洞。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开头。只是有一个问题——里根不会说俄语，戈尔巴乔夫不会说英语，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单独的会谈。”达尔对里根的助手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总统就是愿意这样去想象。”助手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如果这个差错预示着里根已经开始丧失了部分的记忆，那么我愿意原谅这位老人。但是，另外的一些伟人们在回忆录和其他著作之中，人为地制造了不计其数的、难以被谅解的“错误”。同时，人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筛选”和“修正”机制，它能够不断地去除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忆、不断地添加上对自已有利的记忆。这种机制类似于古代统治者设立专门机构、招募著名学者来编写史书。中国的历史书籍中，除了像《史记》那样由私人完成的史书之外，官修的史书一般都不敢昭示当下现实的阴暗面。并且努力为当政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编纂官员们遵照皇帝的命令，往史书里夹带进各种各样的“私货”。古往今来，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记忆很少能保持“原汁原味”的风格。
几千年来，无数虚假的细节建构起了一套套庞大的、虚假的制度和理论。
对记忆的修饰导致了反省的缺席。日本人在大规模地修改着他们的教科书，我们也在大规模地修改着自己的历史书，十几年以前的历史就已然模糊不清了。我们在谴责日本人卑劣行径的同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也在干几乎相同的事情?打手们隐退到幕后，然后重新涂抹上油彩登场来，变成了英雄，让迟到的观众难以分辨真假是非。我们把“文革”当作一个遥远的梦，当作长河中一个偶然的“旋涡”——殊不知，“文革”之所以发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其实再正常不过了。我们都是“文革”的儿予，我们也都是“文革”的父亲。我们的精神世界与“文革”是同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没有“告别”那段“历史”。但是，我们故意通过一种“错位”的记忆，将惨痛的过去遮掩、消解了。我们为此洋洋得意。我们为自己挖下了陷阱。
在贝利亚儿子的回忆录中，贝利亚这个让千百万苏联人心惊肉跳的克格勃恶魔被描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革命者、一个被谋杀的英雄。在家里，贝利亚永远是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作者很“真诚”地说，这些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加工。他还表示，现在是该为父亲平反的时候了，所有的罪名都是不白之冤。但是，我们能够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并接受他的观点吗?在另一些受难者的回忆录中，贝利亚是一个奸淫了数十名女予、处死了成千上万囚犯的彻头彻尾的魔鬼。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亲历者坚持认为，贝利亚“当之无愧”的是斯大林时代最邪恶的凶手。于是，出现了两个贝利亚，哪一个“贝利亚”更加真实呢?我不太信任子女对父母的回忆、亲人对亲人的回忆。因为在回忆的过程中，那套记忆的“筛选功能”将自动启动，在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就在起作用。贝利亚可能真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但这无碍于他充当斯大林的刽子手。贝利亚的儿子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企图以他自己错位的记忆来取代其他人真实的记忆。
与俄罗斯一样，中国尤其需要记忆。记忆与灾难成正比。在中国，恢复对苦难的记忆是一件艰难的任务，让苦难记忆成为“精神资源”则是一件更加艰难的使命。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我认为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敢于直面并捍卫记忆的文字。遗憾的是，它们的出现如同“空谷回音”，并没有引发“应者云集”的跟从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我们安于自己错位的记忆，我们习惯了坦然地说谎，就像鱼儿习惯了污水一样。我们依靠自己错位的记忆和信以为真的谎言生存，而对真相和真话充满了敌视与恐惧，就如同突然把一条适应在污水中生存的鱼儿放到清水之中，它反倒不能生存了。
我想，如果要重新修建一座记忆的大厦，我们使用的每一块砖头都必须是坚硬和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