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钱穆的遭遇
作者：吴中杰
钱穆在1949年以后，长期居留香港，而且还创办了新亚书院，本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未必非住到台湾去不可。但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蒋介石为了表示尊重文化，要做出一点样子来给世人看，就特地从香港和海外请了一些文化名人到台湾定居，为其装点门面。钱穆就是被请的一位。此外，还有已定居在荚国的林语堂和已定居在巴西的张大千等人。
钱穆成名很早，著作等身，他的学术成就是学界公认的，后来还被尊为国学大师。但是，迁到台湾之后，虽被蒋介石奉为上宾，在学界却很受冷遇。除了人事上缺乏渊源关系之外，据说治学方法与台湾学界的主流派不合，亦是一大原因。台湾的学界，以“中央研究院”为主流，原院长傅斯年治学注重史料，被称为史料学派，这种学派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但传衍于今，却很有点排他性，对别的学派不能兼容。其实，钱穆也重史料，早期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就以考据见长。但是他在长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觉不能仅重资料，而且必须深研义理，进行理论探讨，故与史料学派的方法略有不同，而这些不同处，就不见容于主流学派。所以尽管他成就很高，影响很大，却一直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钱穆最大的不幸，还不在学界主流派的排挤，而是后来口吴中杰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初蒋介石将钱穆、林语堂、张大干请到台湾，答应给他们每人造一幢小洋房，以示优待。张大千挥毫卖画，财源滚滚，无需公款造房，就自己出钱在外双溪交汇处卖了一块地皮，虽然这地方当初是不准造房的，但经蒋介石指示相关部门批准，也就造起了一座私人庭院。而钱穆和林语堂则无此财力，也就接受公房了。林语堂的住宅造在阳明山风景区，图样是他自己设计的，中国风格与南欧风格相结合，正适应了他脚踏东西文化的特点。他自己赞美此屋道：“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可见他住在这里是很得意的。林语堂死后，就葬在宅中的园里。钱穆的小洋房造在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内的一座小山坡上，虽然主人是位国学家，但房子却是完全西式的，美观、明亮、舒适、实用，可见国学家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并不固守传统文化的。钱穆就在此著述、讲学许多年，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依附于政治人物的丈人，常常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他并不参与政事，也难免为政治斗争所累。在老蒋统治时期，用公款造两幢小洋房来优待文化名人，当然是小事一桩，这可算古代芥士之风的延续，还可传为美谈。但一到老蒋小蒋相继过世，蒋家权势消失之时，这可是公物私用的一个把柄了。那时陈水扁正谋求上台，锋芒甚利，咄咄逼人，他在攻击蒋家长期霸占士林官邸时，顺便把文化名人的公宅私用之事也带了进去。这时，林语堂已死，张大千的房子毕竟是自己出钱造的，于是只有由钱穆来掮术梢了。在政治形势逼迫之下，钱穆只得搬家，虽然他并非无处可搬，但心情是很不愉快的。而且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经不得生气，经不得折腾，于是没有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文化名人的住宅收回之后，其实也并不派什么用场，只是空关着让它霉烂。听说到了龙应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长时，由文化局拨款修理，作为文化景点开放。现在林语堂故居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承办，故居陈列之外，还设有咖啡馆，成为阳明山游客的休闲场所；而钱穆故居则由东吴大学代管，时常请名家作钱穆著作的辅导报告。虽然钱穆故居就在我宿舍的下方，与中丈系办公室只有几十米之遥，但我一向疏懒，竞没有去聆听这些报告，也不知盛况如何。故居介绍材料里也提到钱穆晚年搬家之事，但只隐约提及由于某种不愉快的原因，并没有点出陈水扁的攻击。这也无足奇怪，因为现在正是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中国的学者丈人常想要做王者之师，至少希望能得到统治者的优礼，很以此为荣。其实，他们是得意者，也不过是做个摆设而已，所起的作用，与高级花瓶相似，而一有震动，就被撞得粉碎。钱穆的结局还不是很惨的，无非是带点悲剧性的小喜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