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贪官的“成本账”
作者：彭友茂
这类文章看得多了，我这偶尔写点“豆腐块”文章为反腐工作放屁添风的人，便“腊月的萝卜动(冻)了心”，搜集了部分资料，试图鼓捣出一篇。
谁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这里刚要动笔写，就发现一个叫薛玉泉的贪官，在《明镜月刊》“忏悔录”栏，亲自给我们算了一笔“腐败成本账”。这下子，撞车了，咱这无官无权之人，既没有贪污腐败的实践，更没有“铁窗冷月夜难眠”刻骨铭心的特殊感受，即使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挤牙膏似的弄出一篇，也定然没有人家的现身说法深刻、感人。所以，咱只好甘拜下风，对人家算的腐败成本账，洗耳恭听。 薛玉泉1948年出生在辽宁大连，父亲是军人，是母亲受苦受累把他带大的。解放后全家在烟台团聚，参加工作后到北京钢铁学院接受高等教育。28岁就成了省冶金工业厅的副厅长，是当时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1997年任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局长。1992年4月至2000年2月间，他利用职务之便，先后238次收受或索取83名个人及单位的钱物，总价值196万余元。1997年12月，还挪用公款400万，元，用于成立私有企业注册验资。2加1年5月，他以受贿、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身陷囹圄，薛玉泉如是说：党培育了我这么多年，我却败坏了党的形象，给党抹了黑。我更对不起我的家庭。76岁的老父亲革命一辈子，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成了人民的罪人。老两口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双双住进医院。家属本来是单位的中层干部，也受牵连，被取保候审。27岁的儿子已谈了好几年的对象准备结婚，也因此事告吹，至今还没有个正式工作……对个人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算过我犯罪的“成本账”：我今年55岁，被捕时51岁多一点，至少可以再干10年。当时的月工资是5000元，家属的工资是2000多元，儿子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全家人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就有近万元，一年至少就是10万元。10年呢?100多万元。那还是当时的工资标准。按现在的工资递进幅度看， 10年收入200万元应该没问题，和收受的贿赂差不多。这又是何苦呢?何况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还有国家提供的方便，如公务用车、出国考察等，真正是得不偿失啊!腐败这条路不能走啊!
看官，这回你看明白了吧?我这“文抄公”是否也有点儿功?从薛玉泉的忏悔看，他虽然没把“给党抹黑”，没把家庭成员住院的住院、婚事告吹的告吹等损失记人“腐败成本”，但单就他个人历数的经济方面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看，他那“得不偿失啊”和“腐败这条路不能走啊”两声慨叹，可谓字字血，声声泪——“啊”字后边的两个感叹号，一个足有半吨重。
当然，绝大部分干部家庭的收入不会像薛家那么高，因此即使搞腐败，所“付出”的“腐败成本”也不会像薛家那么高。但隔行隔山不隔理：不论你家庭条件优厚与否，收入是高是低，只要搞腐败，就会有风险；一旦被绳之以法，且不说“经济损失”犹如挖却心头肉，也不说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单是家不像家，失去自由有家难回，就足以让人“连肠子都悔青”。
荐稿人语：这年头，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杂文可谓多矣。但怎么写却因文而异：有的文章居高临下，板着面孔，在底气十足训斥贪官的同时，似乎也让看这类文章的读者一同接受作者“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教育。有的丈章不是这个路子：作者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像是邀三五好友席地而坐，闲聊侃大山，把酒话桑麻，丝毫没有——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没有要去教育谁的意思，更别说架子了。
写法不同，效果自有高下之分。这篇文章可以给广大杂文习作者一点启发：写政治思想性比较强的杂文，与其火刺刺的，给人一种教师爷的感觉，不如温柔一点，亲切一点，把文章的笔调变得软些，再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