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领袖为何没有写成杂文

作者：侯志川

　　有一件事情知道的人不怎么多：在所有文学作品中一度最“讨人嫌”的杂文，却曾经受到过伟大领袖不止一次的高度“宠爱”。1957年他向人表示：“假如让我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又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而且还明确向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承诺：“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即《人民日报》)写一些杂文”。
　　后来的事情晓得的人就多了。伟大领袖在把国家主席职务“让给”刘少奇、专做中共中央主席以后，保没保护过“杂文家”，大家都很清楚。他写了大量的论文、指示、诗词、讲话稿乃至《我的一张大字报》，却并没有写过通常意义上的“杂文”，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像他指出的，仅仅因为“署名”的问题?——“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
　　这的确是一个原因。杂文毕竟是文学作品。但以伟大领袖当时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巨大威信和权力，一旦晓得了某篇杂文出自他老人家之手，人们哪里还敢认为它不过是一篇“嬉笑怒骂”的杂文，哪里还会想到既然是杂文就不会都像“中央文件”那样严密!人们绝对要把它的每一个字统统都当做“最高指示”来认真贯彻执行，而且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将会惹出多少麻烦?
　　除此以外，窃以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足：拥有巨大威信和权力的政治家，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意志已经用不着含蓄的、东比西喻形容的、从亚里士多德引用到马克思的或者干脆就是“鬼鬼祟祟”的杂文了。他们“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哪里还需要像杂文家那样为了证明一个小道理而唠唠叨叨说半天?!
　　比较起政治家来，杂文家们往往只是些“一万句顶一句”的可怜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