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
作者：杨 进
同志们对我父亲作了高度的评价和动感情的回忆，也让我集中地对父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儿女眼里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有学问、受尊敬、爱读书、勤动笔、乐交友、好讲话，同时也有一般人有或没有的毛病和癖好习惯。我与父亲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十年，和他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父子，更像是有父子关系的同事。在家里谈的更多的是与工作相关的内容，更多的是他说我听，信马由缰，滔滔不绝。他关心中国命运、关心文化命运，对政治、经济、外交、历史、宗教、文物、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兴趣，话题甚多。他对我们的工作也十分关心，常常要求我们告诉他各种情况和消息。他对子女的教育不是硬性的，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影响和熏陶。他要我们做正直的人，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要做有趣味的人。虽然都在一个系统工作，但是我们有默契，都不用他的名字和关系来谋私。
我父亲1949年前在《大公报》工作，两次放弃去欧洲和香港工作的机会，选择留在上海，承受了同龄知识分子共同的苦难经历。报人和编辑的职业影响，使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政治和时事问题特别关注和敏感，他对编辑出版问题特别不听劝阻地操心和担忧，以至生气。在我眼里，他是个典型的、历经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能经历并吞下所有磨难的老人。正因为如此，对于与他有过相同命运的人，他尽可能地帮助。他关心年轻同志，不厌其烦地传授他的经验知识，为看不惯的现象烦恼。他思想解放又不失原则，用经验和智慧竭力促成一些图书具有出版的可能。他用自己的行动促进出版的国际合作项目。他勤于写作，自觉地严格写作的要求，一篇文章，反复思考、斟酌掂量，一经成熟，无论深夜清晨，起身提笔，一气呵成。对不满意的文字即使只是一封信，也坚决撕掉重新再写，宁可放弃也不敷衍。他有思想、有个性，对人物、事物的看法有分寸地表达，既保持知识分子的尊严，也给人应有的礼貌。
近几年，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尤其是由于小脑萎缩引起的老年精神方面的疾病表现愈加明显，间歇性地发作，让我们感到他有极大的变化，他的固执也极大地影响到对他的生活安排。他对生命的渴望从没有放弃，他说，戴家的人普遍都长寿。他有一套秘而不宣的写作计划，要对自己作个思想总结，要和朋友们讨论问题。他不断在思考，他说要找充裕点的时间和我好好谈谈。他还有早就写好的书稿想要出版。在病床上对看望他的人也都是在说和工作有关的事，尽管说的是似醒非醒的糊涂话……
退休后，他一直在参与和出版有关的活动，但是。最上心的是编辑学会年会和一年一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元宵节聚会。近两年，他推辞了各种邀请，但最后一次参加了编辑学会的年会，兴致很高；至于今年的元宵节聚会，终因身体缘故不能参加了。
前些时候，一位朋友给我发短信说：“对亲人最好的怀念是回忆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最近，我常常想起最后一次他来我家，坐在阳台上喝茶，看我书柜里的书，批评我“没有知识”。一起吃晚饭时，还喝了一点酒。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我开车带他到长安街转了一圈，他情绪很高地给保姆讲沿途的街道、建筑的故事。就从春节开始，那是个转折点，从此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我们做好了他要长期和疾病斗争的准备，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特别的、最好的照顾。但是，他还是很突然地离去了，非常突然、非常平静。
父亲去世后，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领导机关也特别关心，可谓“备极哀荣”。他生前不做官，不要这种规格的讲究，根据对他的了解，我想，只要他认为组织上觉得有意义，他也不会拒绝，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