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教育出版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作者：张 真
一、投身革命斗争，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皇甫束玉三岁启蒙学习，六岁入国民小学，13岁考入山西省立第五贫民高等小学，15岁考入山西省立第八中学，19岁考入山西太原著名的成成中学(高中)。就在他准备实现年轻美好的梦想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从此，一个年轻的生命便在战火与硝烟中锻炼成长。
1938—1940年，他应聘在本县温城村教书，后调到新建立的第二民族革命两级小学校任高级班语文教师和新建立的第三民族革命两级小学任教导主任、校长。这期间，他第一次以教育者的身份投入了教育事业；第一次编排了戏剧《老财迷》；第一次撰写通讯报道《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军民大会记》；第一次利用本地民间小调，结合战争、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编写出抗战民歌《春耕动员》等多首新民歌在群众中传唱。他在县抗战报社当编辑时，以记者的身份进行过多次采访活动，尤其是对鼎鼎大名的李公朴先生的采访和报导。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1—1949年，他除在学校组织抗战度荒、搞生产、试办“通讯学校”外，还随县指挥部打游击，编印战时宣传材料。他对左权民歌和小花戏进行了大胆改造，使之服务于全民族抗战，编排出《住娘家》、《新告状》、《四季生产》和《土林背》等多个剧目，在全县推广，人称“新花戏”，他还参与编写出第一本新晋剧《小二黑结婚》(根据赵树理小说改编)。这时期，他创作出版新编戏剧二十多本，这些作品成为太行山战斗新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北平解放，3l岁的他随华北政府进入北平，在党的领导与安排下，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大会上，代表全体职工表达了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心愿。
二、两次组织高校教材大会战
1961年春，皇甫束玉受教育部重托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当时已并人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高校教材出版任务)主持工作。当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出版任务大幅削减，社内工作人员仅剩下几十人，而且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社会物资匮乏，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出版社部分同志因营养不良身体出现不同程度的浮肿。在这种状况下，他首先带领党支部做好党员思想工作。促使全体职工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克服困难，努力工作。迎接高校教材建设的新高潮。就是在这一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抓好高等学校通用教材出版，提高高等教育工作的质量，下达了解决高等学校教材的任务并提出教材要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印刷清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制定了具体的分工办法，人民教育出版社(高教部分)承担高等学校理科、工科基础课程和中等专业学校基础课程教材的出版工作，负责出版原子能和无线电两类专业的教材。接受任务时正值春节，正月初二，皇甫束玉立即邀集党支部委员和有关编辑在家中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对高校教材工作的指示精神并就具体实施方案进行研究。春节一过，他立即对出版社全体人员做战前动员，号召所有人员全力以赴，苦战五十天，一定要把这场教材会战打好。
在这场会战中，皇甫束玉除负责高教社的工作外，还兼任教育部理工农医类教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在会战中，他身先士卒，多次到外地开教材选编会，与专家教授谈书稿，布置排印工作。针对人员不足问题，他一方面，请教育部调配人员；另一方面，努力将部分调离的同志调回来并借助部分编者的力量。有了人员保障，教材编写、审稿、加工、绘图、排印、校对等环节的速度明显加快。此外，他又将人员分为北京、上海两大组，使北京、上海两地的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并行，如此使各环节环环相扣，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面对当时纸张质量差、产量少，根本无法满足出版教材需要的情况，皇甫束玉根据各出版社所承担的教材任务情况负责与当时负责纸张调拨的文化部出版局协调。在保证课前到书方面，他一方面依靠教材办公室的力量，找到交通部、铁道部分管文教的副部长(均为教材领导小组成员)，请求在路运和航运方面给予支援；另一方面精心制订出版社内部从约稿、审稿、编辑加工到排版、校对、打型、印刷等每一个环节的时间表，并且叮嘱所有承担教材出版任务的出版社制定好计划，还为新华书店(发行所)解决急件教材的空运问题。
在近六个月的日日夜夜里，皇甫束玉每周至少向全社人员通报一次会战进展情况，请大家献计献策，及时找职工谈心，了解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随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困难。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同甘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高等学校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专业百余门基础课程，共选编出版通用教材153种；工科22门基础课程和技术基础课程，共选编出版通用教材53种。做到了中央提出的“从无到有，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印刷清楚”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同时也迎来了高校教材的春天。在此之前，高校教材属于图书类，居第二位(第一位是政治书籍)，和中小学课本不一样，按时足量供应是没有保证的，经过这次教材大会战后，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与中小学课本一样有了保证并形成一种制度。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亲自抓教育，提出要下大力气抓好教材建设，明确指出：“关键在教材”，要求在秋季学生入学时都有新教材用。遵循小平同志的指示，从教育部、国家出版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宣传、教育、出版部门、印刷厂等相关单位都积极行动起来。经邓小平批示，教育部点将，将皇甫束玉从安徽省皖南医学院调回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高校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第二次解决教材有无的重大问题。为了使1978年入学的新生用上新教材，教育部立即召开教材编写会议，确定解决高校教材的方针和任务，落实1978—1980年三年教材规划，随后正式下达了一系列教材出版计划、规划，共计577种、817册教材。这些任务的确定，对出版社和皇甫束玉来讲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协助教育部有关部门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加速编写教材，随教育部浦通修副部长先后到南京、上海、苏州、成都等地参加有关理工科各编委会扩大会议，宣讲教材建设的三年基础、五年规划和十年设想。为了解决编辑人员和出版印刷力量薄弱的问题，他一边充实编辑队伍，引进部分编辑骨干(大学生、研究生)：一边加强出版印制力量，扩大印刷基地。
在两次教材会战中，由于当时出版社条件差，许多调入人员因住房、办公用房不足，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抗震棚中生活和工作，但大家都忍受着酷暑严寒，以高昂的热情努力工作。出版部的同志，为保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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