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难忘周振甫先生

作者:冀 勒




  结识周振甫先生还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事,记不得当时为什么去中国青年出版社访他,只记得他文质彬彬、不善言谈、一副书生气很浓的样子。1963年我进中华书局,在审阅陆侃如、牟世金介绍《文心雕龙》的知识读物时,突然想到周振甫已做了《文心雕龙》选注,就对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同志建议,何不出个选注本,更便于读者阅读原著,调孚同志有同感,便派我去了解进展情况并酌情约稿。于是我第二次拜访周先生,并向他约了稿。而这桩事正式提上日程已是1975年我从干校回京恢复工作以后,读者看到这个选本已进入80年代了。
  
  一
  
  周振甫是出版界真正科班出身的优秀编辑,是首届韬奋奖的获得者。他1932年进开明书店,从校对做起,一上手就校朱起凤的大部头《辞通》,从这样高的起点做起,整整干了58年,退休时已近八旬。
  他一生勤勤恳恳为人作嫁,审读编辑过大量书稿,不少名著是经他手出版的,例如:校对《二十五史补编》、《汉书地理志详释》;编校吕思勉的《中国史》、《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和童书业的《春秋史》等;编辑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篇》、《管锥篇增订》,并代拟目录,编辑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并给予订补等;古籍整理经他手编辑出版的也不少,例如:《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庾子山集注》、《元稹集》、《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楚辞补注》、《酉阳杂俎》、《后村诗话》、《诗林广记》等;通俗读物经他编辑出版的更多,例如:《先秦寓言选》、《神话故事新编》、《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明清传奇选》、《文学基本知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等。
  周先生学识渊博是编辑界众所周知的。这里我再举几个亲身经历的例子进行佐证。70年代末,我从点校《元稹集》入手,初次尝试古籍整理,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写好校勘记,特别是对一些底本和他本皆误的字,无所适从。周先生指点以理校解决,比如:《和乐天感鹤》有“既可习为鲍,亦可薰为荃”句,“鲍”,底本作“饱”,他本皆作“”,我只出了异文校,后加“疑误”两字。周先生指教,据文义当是“鲍鱼之肆”的“鲍”,正与香荃相对,可改而出校。同时,周先生告诫说:段文裁指出“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没有丰富的学识,将很难做出准确判断,一旦判断错误而改了,那就闹大笑话了。又如:《酬正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庭》有“虽无趣尚慕贤至,幸有心自知西东”句,“自”字不好解,他本皆作“目”,也觉不好解,疑当作“月”,犹言心明如月,即将此意写进校记,周先生指出“趣尚”也作“趣向”,与“心目”恰好相对,不当有疑,应改“自”为“目”出校。事后我查《辞源》、《汉语大词典》等,一看,傻了,“心目”是古人常用的词啊,其例句出处有《国语·晋语》、曹丕《与吴质书》、康骈《剧谈录》、郑观应《盛世危言》、朱熹《中庸集注》,甚至今人巴金《家》,都是自己看过的书啊,竟对此词毫无印象,没能把读过的书变为自己拥有的知识,这使我很自责了一阵子。又比如:《台中狱忆开元观旧事呈损之》有“居处虽幽静,尤悔少愉”句,“”,他本有作“懒”的,我出了异文校,周先生指出“愉”当指多悔而少愉悦,且“”系平声,押韵,倘作“懒”,仄声,失韵,《中华大字典》以“”同“懒”,释义欠备,故不必出校。又如《含风夕》有“怅望牵牛星,复为经年隔”句,“牵牛”,他本有作“牛斗”的,周先生指出,牵牛星经年隔,指牛女一年一会,而“牛斗”没有经年隔,误,可不出校。又如《哭女樊四十韵》有“母约看宁辨,余慵疗不精”句,“母约”,他本有作“母幼”的,周先生说“母约”或指知识少,辨不清病的重轻,诗是写这个女儿“怜初妙长成”,既已长成,再说母还年幼,恐不确,不必出校。经过这样严格筛选,留存的校勘记仅剩三分之一了。周先生学识渊博,且烂熟于心,所提意见不仅使书稿在点校质量上有了保证,对我专业水平的提高帮助也很大。
  80年代中期,我与王秀梅、马蓉两位合作校点了宋人吴淑撰注的《事类赋注》。这是一部类书,注文集录了大量古籍资料,类似一部小百科全书,分门别类,举引到经史子集,知识容量很大,相应整理难度也大。我们想通过校点这部著作,进一步熟悉宋以前经史方面的知识。抱定这个目的,我们十分认真,在搞完全书以后请周先生为我们审稿,请他提出意见,指点我们自己改正,以使我们得到锻炼与提高。在《校点说明》里,我写到该书的价值,“即使是传世的古籍,本书所引也有多出今本者,诸如《博物志》、《搜神记》、《论衡》、《明皇杂录》等等”,这是周先生提示我们才去复合证实的。我还在周先生指导下举出若干具体例子,比如卷一《天》引《论衡》:“日月星辰随天而西移,行迟天耳。譬如磨石之上行蚁,蚁行迟,磨转疾,内虽异行,外犹俱转。”文意十分清楚,而今本《论衡·说日篇》则说:“《易》曰:‘日月星辰丽乎天,百果草木丽于土。’丽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圆行,其取喻若蚁行于上焉。”文意相近,文字不同。又如卷二十一《马赋》注文引《文选·七发》中“驹”作“车”,李善注“未详”,周先生指出可据《事类赋注》所引改“车”为“驹”,这不仅校正了讹误,还补充了李善注之不足。这些例子都是周先生指出的,并一再告诫我,要自己去查证后再写进《说明》,可见其严谨。《校点说明》写出以后,我自己感到比点校《元稹集》时有了提高,如果不是周先生以丰富的学识给予无私的指导,我怎能写出较前进步了的文字呢?
  
  二
  
  周振甫是优秀的学者型编辑,不仅完整体现了“开明人”的作风,同时也体现了中华书局对编辑的希望与要求。他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不止于专攻文史,还潜心研究鲁迅作品和毛泽东诗词,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成就卓著,说他著作等身一点不为过。
  周先生没有书房(不是单位不给,而是补给的房子在远处,合不到一起用,远水救不了近火),只有书桌,一张写字台与另一张书桌临窗面对面摆着,如同办公室格局,桌前坐椅背靠着贴墙立起的高书架,书摞得满满的。书架旁紧靠床头柜,柜旁紧挨着一张大床,那是周先生夫妇的卧榻。记得80年代《光明日报》有个小版面,登载专家学者的书房,发表过周先生的,照片上周先生正伏案写作,这则报道把一张书桌夸成书房,粉饰过头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周先生写出了几百万字的著作,而且从无怨尤。还是用书目说明吧:《班超》、《东汉党锢》(1935),《人间词话注》(1939),《严复思想述评》(1946),《怎样使用标点符号》(1951),《怎样阅读》(1955),《通俗修辞讲话》(1956),《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合著)(1957),《诗词例话》、《鲁迅诗歌注》、《毛主席诗词浅释》(1962),《古代战纪选》(1964),《十老诗选注》(1979),《文心雕龙选译》(1980),《文心雕龙注释》、《谭嗣同文选注》(1981),《文章例话》(1983),《文论漫笔》(1984),《文心雕龙今译》、《诗文浅释》、《李商隐选集》(1986),《严复诗文选》、《毛主席诗词讲解》(合著)(1990),《小说例话》、《周易译注》(1991),《钱锺书〈谈艺录〉读本》(合著)(1992),《文论散记》、《毛主席诗词欣赏》(1993),《诗文浅说》、《中国文章学史》(1994),《一百首爱国诗词》、《苏洵散文精品选》(1995),《诗品译注》、《文哲散记》(1998),《周振甫文集》(十卷)(1999),《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2000),《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2001),《诗经译注》(2002),《周振甫讲谭》(七卷)(2005)等等,肯定会有遗漏。像改写、缩编《山海经》、《三国演义》,还有记不得年代的《周振甫推荐散文》(合著)、《周振甫自选集》、《文学风格例话》、《怎样学习古文》、《中国修辞学史》等等,近五十部著作。此外,周先生还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大多具有新见解,从不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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