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琐忆初做编辑时
作者：冀 勤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编辑离开了编辑部提供展示成果的平台，他个人的才智便无法以编辑的名义展现。一个编辑部犹如一部大机器，每个编辑、编辑组长(主任)、主编副主编，都是这部机器上起不同作用的部件，要想机器运转工作，每个部件都应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相互紧密配合，才能出产品、产生价值。否则，机器就会出故障，就会停工，小则需要检修，大则需要换部件。这就是群体性。
下面让我回忆—下初做编辑时的工作实况，报一笔机器运转的流水账，以循环往复的繁杂的工作流程，展示—吓燃烧过程，或许真能感受到牺牲的氛围。
我1956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适逢大型学术季刊《文学研究》创刊，我便做了古典文学编辑；1963年进入中华书局，还是做古典文学编辑，直到退休。
《文学研究》主编是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诗人何其芳，他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领导，也是我平生遇到的水平最高、人品最好的领导。
筹备创刊时，主编先让我们熟悉学术行情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我们便把解放后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和研究著作从图书馆借来，选看与自己分工专业有关的文章，每看一篇或一书，即写三五百字的内容提要，介绍其论点论据、独到见解或问题争论，说是供所内少数高研参考，实是对我们业务能力的一次考查。这是从与钱锺书、余冠英先生有次碰面，说我写法得体，抓住了文章要点，使我敏感到的。实在说，写论文提要确能锻炼写短文的能力，为写审稿意见打下基础，也能提高鉴别文章高下的眼力。以后了解学术行情，便成为日常功课了。
刊物正式上马，组稿约稿、审稿退稿、对刊用稿编辑加工，依次提上了工作日程。
先说组稿约稿。编辑部在主编副主编主持下，每年都要制订选题计划，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指南；力争每期有一至三篇高质量的学术佳作和一篇高水准的书评，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为此去奔波。
50年代末期，办公室没有电话，私宅更没有，组稿约稿最简便的方式是写信，或是先写信约好，再如期登门拜访，讲究信用、遵守约定是最重要的。
不论是上门约稿，还是到某大学召开座谈会组稿，事先都得做充分准备，拜访谁就要对谁的著作与专长有所了解，否则无法面对面交谈，对选题计划要默记在心，能准确解释，特别是发起学术讨论，要能正确引导，这些都得有所准备，跑图书馆、阅览室是经常的。我们称之为“脑力劳动”。若去一趟北大，集中访上几位作者，那就得一大早奔西直门，赶乘332，再跑燕南园、朗润园、镜春园、燕东园、中关园，两条腿一路跑下来，天黑沉了才能回城，结果只是与作者增进了友谊，却未必能拿到稿子。我们称之为“体力劳动”。
但也有轻松的时候。那是其芳同志派我去孙楷第先生家，从他旧稿中挑选《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文稿。孙先生当时正闹眼疾，自己不便做此事，我尽量选那些不易找的资料，经孙先生认可，当天便带回了。师母温芳云为犒劳我，每次还卧两只溏心蛋招待，这样的运气却很少有。
远在外地的复旦、杭大、南大、武大、山大等校的中文系，当时教学与研究能力都比较强，我们时不时也得去。我们常联系的老一辈专家教授，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朱光潜、季镇淮、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孙楷第、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宗白华、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夏承焘、范存中、陈中凡、罗根泽、谭正璧、王季思等，这些名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大多是陌生的。他们在《文学研究》(1959年改名《文学评论》)创办时期，曾给过很大支持。
中青年专家年富力强，向他们组稿成功率高，他们支持了刊物，刊物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后来他们大多成就为著名专家教授，有的还被选为新一届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部委员。
再说审稿和退稿。对刊用稿的三审制是认真而严格的，一般编辑初审，写书面意见要明确，有什么问题要指出并注明页码；编辑组长二审，同样写书面意见，提交主编副主编三审，也有书面意见。偶尔对难以把握的文稿也请外审，这种情况很少。编辑部就像一部大机器运转起来，每个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谁都不可以特立独行，不遵守制度。
初审稿有两类：一类是约稿，一类是投稿。约稿多是专家所写，质量还是要审查的，哪怕是初审、二中都认为不能用的，也得经三审后才敢退。另一类是投稿，鉴于本刊性质，作者多是大学师生、科研人员、书刊编辑，一般具有专业研究能力。审这类文稿，其芳同志要求：尽可能不流失一篇言之有物的可用稿，并注意发现新作者，只要来稿文字通畅，有一得之见，立论清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能自圆其说者，即使似有欠妥处，我们也一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退请修改，如还有不妥，我们来帮助改定，但需征得作者认可才发表。退稿可是件费心、费力、费时、费钱的麻烦事。特别是退约来的稿子，更是难上加难。我遇到过这样的事，向专家约了稿，稿来了，一看是读书札记，几乎每一条都言之无物，只能退稿。二审、三审同意后，我怀着尊敬专家的诚心，登门奉还，告之不宜本刊发表的理由，建议改寄大报副刊，后来果真发表，我才松了口气。这种事非但没让我难堪，后来反而和作者成了朋友，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对一般投稿也同样尊重，收到投稿时，先由编辑部秘书寄去收到来稿的回执，经初审，十分有把握不会退错的，即函退，以公函名义感谢支持，并说明不用理由及表示歉意。这些退稿最致命的问题是缺乏自己的研究心得，只是复述文学史上的知识，人云亦云，炒陈饭，但我们还是要耐心审稿，写意见，写退稿信，由秘书去邮局寄出。不愉快的事也发生过，就是作者收到退稿信后，对我们所说意见不同意，或一再来信与我们争论，或干脆告到中宣部对我们施压。作者不明白退稿意见不是哪个人的个人意见，而是经过初审、二审，或也经过三审才退的，是负责任的，告了状，该怎样还是怎样，徒费不少时间。看初审的编辑除了给拟发表的文章做加工外，忙活的工作大多体现不到版面上，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最后说说对刊用稿的编辑加工。学术刊物最忌的是编辑按自己的理解和好恶去改作者经过认真研究写出的文字，更以华君武漫画里挥舞板斧的李逵式的编辑为戒，如觉得文章有问题，就提请作者自己修改，即便有硬伤，编辑改后也一定告知作者，征得认可后发表。最麻烦的要算核查未标出处的引文，对中青年作者多是退请作者自己解决，对老专家则往往由我们代劳，有时真像大海捞针，花费不少时间。
还有一项工作，不知今天的编辑工作中有没有，即每期刊物出版以后，例行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主编副主编也参加，对本期刊物做检查，从内容形式到编排校，人人发言，指出瑕疵，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从不走过场。
以上诸多琐细之事，让我在学术期刊编辑部里，一年又一年，一月又—月，一天又—天，周而复始地运转了八个年头。与我同时的这批最早的编辑人员，都是从北大、复旦中文系毕业分配来的，从见习编辑做起，试用半年到一年，定为编辑十二级，即助理编辑，月薪62元。一年后约有一半人调走，有的分配去西北。我们留下的几个努力做到1961年，都顺利地提升为编辑，月薪不动，当时叫做“升官不发财”，因为工资没有上涨，谁也没有当真。
那时考察干部是平素经常性的，留谁走谁多能做到以公心对待，还没有当今七大姑八大姨的错综复杂关系需要照顾，顶多是夫妻关系，要动——起动。若碰上政治形势影响，在去留问题上，也难免会有不公正的事情发生。
回望当年，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切按规矩办事，严格、认真、负责，事事都能交代出一个子丑寅卯。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