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书房一间几多缘
作者：徐 雁
关于书斋，京版《我的书斋》的编者在前言中有过一段出色的叙述：
书斋，一个属于个人的能静下来读书、思考的地方，一个人知其有而不得其详的领域……书斋如同一本摊开的书，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好恶，写着他的学养、情趣、风格，听得到一颗颗真诚心灵的怦怦做响——这是读作者的其他学术著作时难以体味的。书斋又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历来与国同运。从书斋这个窗口，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一面历史之镜……不独作者“醉”在了书斋里，他们的文章又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令更多的人心向往之。
京、沪两部同名文集从公开发行的时间上看，时差不到三年，可其中实际的时空人文含量却有着几乎一个时代之差，其“代沟”还是十分明显的。
京版《我的书斋》中68篇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出生于20世纪前叶的作家或学者，且不乏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沐浴和影响的那一代人；不过这些作家与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同命运共呼吸，因此遭灾受难也最深最重，这甚至从标题上即可了然，如冰心《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钟敬文《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萧乾《我总算有了书斋》、端木蕻良《我的书可受了委屈》、唐《有书无斋记》，等等。
沪版《我的书斋》中120篇文章的作者，遍布于江南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面广量大，体现了读书对于当代人的重要，以及书房对于一个家庭的必要。可此书能够具名的社会名流已经是寥如晨星了，编者在后记中也仅仅列出了冯英子、流沙河、邵燕祥、刘心武、邓伟志等六七人。徐中玉先生的序言题为《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其中陈一愿道：“但愿凡天下读书、爱书人，很快都能有间小小的，直到有间大大的，足够工作使用，得以从容、安静、自由徜徉、翱翔其中的书斋，皆大欢喜”；杜宣在题为《书斋和创作》的序言中说：“书斋是供人学习、研究学问的地方……一个作家或学者，有了一间书斋，等于一个科学家有了一间实验室一样，这对于推动文学创作繁荣，起着难以估计的巨大的作用。”
《我的书房》汇集了60篇当代文人学士自叙书房的随笔。董桥先生在《我的书房》序中说“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这或许是他自己不写书房记的一个真实理由。然而，以书房为话题的文字，总是以温软馨香者为上品。他在香港只是先读了《我的书房》中的几篇校样，就做成了一篇文思灵动的锦绣小品，如今作为序言已经印在了卷首，人人皆可品读之以为快了。
我注意到，董桥与南京董宁文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小本家”的交往，本身就是以文为缘、以书会友的一个生动例证。他说：
这位董先生主编《开卷》杂志多年，每期都寄来给我看，偶尔也选登我写书写人的随笔，有事没事还通通信，算是没见过的老朋友了。姓董的人不多，人海里结交一个是一个，总有几分万壑惊雷的喜悦。这些书房文字好像都先在《开卷》上发表，董先生年前好像也约过我写，我拖了些时日没有交卷。“我的屋子，也叫做书房？”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寒舍远远响起了回音。
我们不必说民胞物与之类的大话，只要能够像董桥先生、宁文兄那样，以斯文同怀而惺惺相惜，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世俗的交往里，既惜缘于人海，又惜福于文坛，并不断推己及人，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会多一份文雅多一份书香。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就是这样具体而琐屑的吗？
今年暑假，案头又喜添了一册由宁文组稿编集的新书 《我的书缘》，仍由岳麓书社出版。眼见封面上王世襄先生的行楷题签，摩挲着由速泰熙先生设计的褐色书衣，一切都觉似曾相识。原来这是一个书系，《我的书缘》是继《我的书房》之后问世的第二种，而第三种《我的笔名》和第四种《我的闲章》也已做了预告，大抵有藏书癖的书友对此可以翘首而待了。
《我的书缘》收录自述书缘的随笔文章61篇，以1915年出生的于光远先生的《我的书缘》为开篇，1963年出生的笔者本人《童年的书缘》为压轴，仅作者之间的年龄跨度就有半个世纪，则书中有关书缘的丰厚语境已由此可知。
所谓“缘”，佛家是指人物或事物生起或坏灭以至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即所谓“因缘”也，俗子也常以“缘分”为口头之禅，不过后者对于事情的起因，类多茫然心态。宋代苏轼《朝云》诗中有“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之句，清人蒋士铨《题壁》诗中也有“脚跟犹带九州烟，山水争留文字缘”之句，都说明“缘”的缔造者实为人也。至于人们常说的书缘，其实就是书与人、人与书的关系，或如长沙彭燕郊先生在《书缘》中所说：“缘分看起来很玄，其实很现实，很具体，说白了就是通常说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书痴书迷，能不能得到一本想要的书，没有别的，只看你有没有条件，不光只有钱买没钱买，还得看有没有条件见到遇到。更重要的是有了书能不能保存下来，能的话，才叫美满书缘。”
我翻阅《我的书缘》时所掌握的一个视角，就是时刻关注作者们书缘发生的“条件”：作为一个个与文字缔结了不解之缘的文人或者学士，他们的爱书情结是如何生发出来并固化下来的？到底是幼年童时的什么因素，让他们在三百六十行中偏爱起了钟书从文这一行？先辈们的书缘给予今人的启迪又在哪里？
—— 有说自己的书缘，发生于幼时“抓周”，长而弥笃的，如天津来新夏先生之《书缘》：“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 —— 书缘”；
—— 有说自己的书缘，来源于所在的“书香之家”，从此情有独钟的，如上海周退密先生之《我的书缘》：“我自六岁上学识字开始，就和书结下深深的缘分。有些事情在《我的书房》中已经提到过，如晒书、修补书籍等细琐事情，都是和书有缘分的人才肯做……书缘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情。它是一份清福，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
—— 有说自己的书缘，归因于少年时逛过的旧书摊和旧书店的，如上海陈诏先生之《我的旧书缘》：“平生与书结缘，买的书也不算少，但值得我久久怀恋的，却是几本从旧书店、旧书摊淘来的残卷旧帙”，而上世纪40年代初，“复兴中路马当路附近有几家破破烂烂的旧书店和几个用旧肥皂箱垒起来的旧书摊，是我每天上学时驻足浏览的地方”。他感慨道：
近十来年，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令人惋惜的是旧书业却悄悄走向式微……旧书业在城市中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业，但它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历史积淀。如果没有旧书店和旧书摊，即使高楼林立，富丽堂皇，也只像一个浅薄的暴发户，缺乏内涵，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此所以巴黎和东京，也因旧书业繁荣而引以为骄傲！
其实，很多读书人都是由认字而读书，循着先读旧书后读新书的顺序，然后一步步地走向文化天地和文明世界的。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旧书店百不存一、新书发行难以上万的国度，会是一个在文化上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我们更不能想象，一个任旧书业衰落下去的时代，会是一个朝着更高尚的文明进化着的“书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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