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做上几本“毛边书”

作者:徐 雁




  我发现,大凡喜欢书话的人,在图书美学观上,由启蒙而自觉,或先或后地都认同了书籍的“毛边”之美,最后几乎都自动皈依了以鲁迅为首的“毛边党”。鲁迅对“毛边书”情有独钟,曾经积极倡导,并自称“毛边党党员”。我国早期的新潮社、未名社、创造社、希望社和北新书局等,都有“毛边书”问世,只是能够流传至今的,实在是不多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龚明德先生一见到“毛边情趣”四字的组合,心头就会泛上无限“亲切”的情感,他说:
  毛边书的好处就在于它是毛边,比起切边本,毛边的版心四周空白要大得多,一见就让人舒朗开阔。得到一本你喜爱的毛边书,用钝刀边裁边读,那种参与“做书”过程的享受别提多么有味道……
  因此,知“毛边本”之趣味与否,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读书人在书籍文化的殿堂里能否登堂而入室的一个标志。
  
  上
  
  多年前,我曾在合肥一家旧书店里寻得一本卢震京编、刘国钧与李小缘合校的《图书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58),其中有“书边”一条述及与之有关的种种“学问”,我以为此为先人图书美学之创意结晶,喜好图书文化之博雅君子不宜不知也。
  “书边”条目的释文谓,线装书页上之四框为边,平装或西书除脊部外,其余切口处总称为“书边”,大抵“精装书边,翻读日久,易着手污,为使阅者增加美感起见,有将三边加着颜色者,统称之为‘色边’”。其中说到“切口边”,书边除天地边外,其书页展开处的一边切为多个小口,标以字母或文字,用以指引书中各部分内容;而书或杂志中折页尚未切口的边,称为“未切边”等。要不是多读书,谁能想到古旧书里尘封着这么多的书文化知识啊。
  有关“未切边”之书,边春光主编的《出版词典》中说:“书芯装订成册后不加裁切,让读者在阅读时自己裁开。使书边不齐,以保留自然朴素之美,增加读者对书籍的亲切感。国外这种装订形式多用于页数不多的文艺书籍,以法国较常见。我国在30年代也曾采用过这种装帧形式,如鲁迅《域外小说集》初印本即为‘毛边不切’的。”
  其中说“国外这种装订形式多用于页数不多的文艺书籍,以法国较常见”,颇切事实。胡愈之先生于1984年初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说:“法国读者是很讲究书籍装帧艺术的……重要的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一般装订是不切口的,封面也是纸的,不过上面印上书名、作者的名字。这种书买来后,要用切纸刀一页一页地裁开,才可以阅读。一些爱书的人都喜欢买来自己重新装订,装上皮面或者布面,以便永久保存。他们根据各人不同的爱好,选用各种皮和布,自己进行装订。所以书籍的装订便成为一种艺术,在法国和德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有英美的书,是装订好出卖的。”
  文章刊出以后,陈原先生见到胡愈之,就同他谈起了法国书籍装帧技艺的话题。陈原后来回忆说:“我告诉他,我幼年受鲁迅‘毛边党’的影响,热衷于学装法国式的书籍。原来法国讲究的文学作品都是不切口的,封面一般用绿色或橙色纸写上作者名、书名、丛书名、出版者名,等等,没有现在所谓的封面设计,都用穿线装,一帖一帖地订在一起,所以拿到这样的书,都要用裁纸刀一页一页地裁开,才能阅读……读完之后才拿去装订作坊装上封面。那时封面可选用羊皮、花布,用金银或其他颜料印上你喜欢的样式;或者索性自己来装。”
  
  中
  
  我的老师白化文先生去年秋曾赐毛边本《人海栖迟》一种,其中有《侍座话“毛边”》一篇,说是老师年轻的时候,听到先辈们闲谈,略云:毛边本始于欧洲。真正的毛边本的规格是,只裁地脚(下切口),不裁天头(上切口)和翻口(外切口)。洋装书直立在书架上,裁了下切口即地脚,就和一般的裁去三边的书一样,容易站立。不裁天头和翻口,目的有二:
  一是相信对方一定会裁开看的,这是把对方当知音看待。因此,毛边本是持赠给好朋友的,应属于非卖品。另一个目的是,看书时,一般是翻阅书的翻口即外切口一侧。看的时间长了,书边会变脏发黑。那时,可以用大型切纸刀顺着边切一切,边上就又干净了。
  装订得好的送人用的毛边本,作者在送人时,常常附带送一把裁纸刀。讲究的裁纸刀是用象牙磨成的薄片状的刀,便于夹在书中附送的,兼具书签用途。也有精致的钢刀,不能当书签。
  老师还记得,当年北京东安市场就有店家出售“各式各样的中国式带鞘的腰刀或宝剑状的小型刀剑,而且往往十二个一打,放在精致的匣子里售卖”,那就是配合毛边本使用的裁纸刀。他母亲说,根据国外的人情惯例,“人家送你这样的毛边本带书刀,你要是不看,就是大不敬,纯属看不起人了。起码也得裁开,装装样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金顺先生年来有感于书架上不断有“毛边书”入架,曾作一文《毛边党又来了!》,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芳草地》杂志刊登后颇受关注,于是又续作《毛边书拉杂谈》。他指出,在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在新文学领域,毛边书很流行,它几乎成为新文学的代名词。到四十年代,此风就式微了,试想,在抗日的艰苦年代,连纸张都极匮乏,哪里还讲究毛边本呢……进入五十年代,一切讲究纪律,要求划一,毛边书大约是绝迹了”。谁知“毛边书”竟如此关乎国运!
  
  下
  
  多年前,我曾创意戏做一个排行榜,将鲁迅推为“毛边党党魁”,而以唐、周煦良、钟叔河、黄俊东为“四大金刚”,钱伯城、林辰、姜德明、龚明德、董桥、陈子善、余章瑞、谢其章为“八位护法使者”。
   大约十二年前,从未与“毛边党”有任何瓜葛的上海作家赵丽宏,收到了该党第三“护法”姜德明先生所赠《余时书话》后,不觉欣喜。他体会道:“这种边读边裁的书,要让读书人付出一些劳动,是一种古典与现代、脑力与手工相结合的特殊情调,一种和现代文学相联系的情调。旧时的毛边书我见过,但那是被前人读过裁过的。《余时书话》是我亲手边读边裁的第一本毛边书……这是对我的阅读耐心的一种考验,也是对这本书是否好读的一种测验。”结果是,他一边读一边裁,“专注而愉快”,只用了一天半,手中的裁纸刀“就将这本书裁到了最后一页”。
  九年前,作为一名身在香港的忠实“同党”,黄俊东先生在收到该党第六“护法”陈子善寄赠的《董桥文录》后写了《毛边书》一文。其中说到,“毛边书”因为没有切边,拿到手时,不能展开即时阅读,它须用开信刀慢慢把书边的纸切开,有的人一边割,一边读,也有人先把书边全部割开,然后才阅读,为什么要自己把书割开读,这不麻烦吗?大抵也是出于爱书人的趣味。
  《余时书话》凡218千字,正文347页;《董桥文录》凡516千字,正文690页,都出自“毛边党”第四“护法”龚明德之手编辑。他在《九十年代的毛边本》中说过自己的一个编辑理念:“既然书好,就得配之以高格调,毛边本便是其一。”龚明德先生还在《毛边情趣》一文中说到其“做毛边本”的门道:
  用了一个“做”字,是懂行的表现。不懂行的人说“留”。
  “做”毛边本,首先要叮嘱装版的师傅,请他在拼版前务必设计好,让印成后需要叠折的一边全放在地脚处。这一关过来,后面就好办。其次把封面也物色出来,不是每一个封面都能充任毛边书的封面的:压膜的要特意膜下留情,毛边本的封面越原始越好,在印就的封面中,最好用一张大纸的最上面一排;扉页和封面如果过宽过长,得用手工裁成内文一样大小;装订时务必不要用钉订法,锁线或粘胶均可。
  龚先生还特意叮嘱道:“书成后,得用钝刀(最好是旧竹刀)把目录、序、后记裁出来,再摆上书货架,便于购买者根据内容选择。”可见“做毛边本”,即使对于在书天书地中讨生活的编辑来说,也是一种耐细节之心的磨炼和经技术之验的历练。
  我想,书犹人也,在是否钟情“毛边书”的物质表象背后,其实折射出来的,是人(无论是编书人还是读书人)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追求风雅讲究情调的文化趣味,尽管这些其实本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做上几本“毛边书”,让我们晓得书天地的知识,对书的职业充满敬畏;做上几本“毛边书”,让我们寄托对书文化的温情,让书的事业洋溢出人的情趣;做上几本“毛边书”,让我们在一个追快求速的时代里,定心细品白纸黑字固有的静美……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