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编辑随想二则
作者：汪家明
如果问，哪两种人最容易成为朋友，从职业的角度看，我认为就是编辑和作者了。这是因为，编辑和作者目标一致，他们是共同完成一本书的亲密伙伴。这也是做编辑最大的乐趣——整日与一些有识之士、有德之君打交道，并且一字一句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相交流，会有多大收益啊！但是，也有作者十分反感编辑的情况。编辑所要加工的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结晶，所以要分外谨慎认真，概括地说，就是尊重作者。
尊重作者主要是尊重作者的作品。编辑既代表出版社，又是以个人身份同作者打交道，在编稿时免不了有个人的见解。但要注意，在编稿过程中要善于转换立场，全面审视。首先，要站在读者立场上。拿到稿件，第一件事不是“审”，而是“读”，编辑是稿件的“第一读者”。读和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他们为何要选择这样的表达形式？有许多问题，站在审稿者的立场上无法理解，站在作者的立场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常常有编辑机械地去修改文学作品，令作者哭笑不得。最后，才是站在编辑或编辑部的立场上。这才是尊重作者，尊重作者的劳动。
当然，也有些很难打交道的作者，尤其是一些名家。他们的稿子一字不准动，编辑如果提出修改要求，他们就把稿子拿走。可是，以我的经验，再有名的作者，写的稿子也需要编辑加工。因为，编辑所做的往往是一些出版技术方面的加工。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一家小报约到了一位名作家的稿子。这篇稿子题材很有趣，而且写得很有才气，但不知为何，层次不清，甚至是杂乱无章。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许别人动一字的作者。可是，不改就无法发表。于是，一位旧俄时代的老编辑对稿件进行了技术处理，一字未动，只是改了一下标点符号并调整了段落。第二天一早报纸出版后，那位名作家冲进编辑部大声问是谁改了他的稿件，老编辑已经有了准备，解释说他并没有动一个字，但这位名作家不等听完，就拥抱住这位老编辑，连声道谢，说这是很好的、重大的改动。
能够让作者接受正确的修改意见，是一个编辑的基本功之一。其实，在许多情况下，越是水平高的作者，越能够接受意见。我曾经约过叶至善先生的一部书稿。其时叶先生已81岁高龄。他寄来的书稿书写工整，剪贴仔细，大约有二十多万字。我做编辑多年，很少见过如此工整清楚的稿件。读后，虽然有些篇章深深打动了我，但我仍觉得内容结构有些杂，缺主心骨。我心怀忐忑，把想法和建议写给叶先生，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回信。信中说：
稿子没编好，您的意见提的都对，我都同意。书名是安上的，序也写得牛头不对马嘴……我已经觉察非改不可。至于当初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以后如有机会面谈。我想能不能这样办：稿子寄给我；在目录上，请按您的看法，加上或取或舍的标记，供我重编时参考。
这信使我有些震惊。叶至善是叶圣陶先生的儿子，是名副其实的编辑界前辈，1940年即从事编辑工作，1956年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可是他对我的意见却这般认真。现在想来，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位编辑大家，才更懂得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应当怎样的。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书名是《舒适的旧梦》，这个书名是我建议的。
美国著名编辑马克斯韦尔·埃瓦茨·伯金斯说过：“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多么让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书稿的潜力。”
二、关于书装艺术
我一向不喜欢西方书籍封面的设计，认为它们太花哨、太直露、商业气太浓，缺少我所看重的书卷气。然而在世界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乃至亚洲书籍的封面与西欧、美国书籍的封面相比，其灰暗、委靡的样子却给了我强烈的刺激。不仅如此，细心观察，当今欧美的许多书籍封面，十分讲究审美趣味和设计思想。于是，我注意搜集有特点的外国图书封面，回国后出版了一本国外书籍封面图集。其中一本《达尔文的影子》，深蓝色的底面上一条鱼化石的反白拓影，使人联想到生物、人类的起源；土黄色的书名与蓝底形成补色，同时又可作为蓝、白的中间色。整幅作品看上去雅而不淡，素而不单。再如一本《有一天我会说话了》，在一面没擦干净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下几行大字，充满稚气和情感，立意独特而又不失美观，既构图简洁，又富有内容，而且，电脑制作的痕迹很少。
当然，这种种趣味和立意都是西方的，表达率直而不尚含蓄，色彩鲜亮而缺少微妙变化，与东方意趣比较，孰优？孰劣？就看个人的爱好了。但两种书籍放在一起，读者的眼睛立刻被色彩鲜亮者所吸引，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仅此一端，即值得我们思考、参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开放，西风东渐，已有二十多年了。初始的情况很有些像20年代五四以后的中国，“新的文艺的一时转变和流行，有时那主权是简直大半操于外国书籍贩卖者之手的。来一批书，便给一点影响”（鲁迅1929年语）。小说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罗伯—葛利耶等对中国作家的刺激，绘画方面，凡高、蒙克、达利、弗洛伊德（老弗洛伊德的孙子）对中国油画家的颠覆，都是人所共知的。书籍设计方面却不同，西方的作用并不明显，倒可以见出日本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某种机缘，80年代以后几位重要的书籍装帧艺术家如吕敬人、宁成春等均曾去日本学习，回国后又借助几家老牌出版社的平台，造成一定阵势。二是日本的东方情调易为我们接受。如果细究，也许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的出版界并未给予书籍装帧足够的重视，至于受西方还是日本的影响，不过是少数人的事情。
这少数人中，有一位是年逾八十的出版家范用先生。他自幼酷爱读书，书在他眼里，是有生命的机体，书的封面、扉页、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丝毫将就不得。多年来，他倡导简洁朴素、优美高雅的书籍装帧风格，并亲自设计了数十种图书，成为风格鲜明的一派。有一次，我向他请教一套丛书的做法，他嘱我：“设计封面时，一定要鲜亮些，用纯色！”这好像与他开创的三联书店的设计风格并不一致。我猜想，也许是他看到西方书籍设计的长处，才这样说的。
范用先生继承的，实际是鲁迅的设计风格。范用先生曾请钱君、曹辛之设计图书封面。钱君的设计有敦煌艺术风味，让人想起陶元庆设计的鲁迅小说集《彷徨》和《故事新编》的封面。问题是，这样的风格是否过时了？
其实，到书店看一看，现在的图书设计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工艺、特种纸层出不穷，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屡见不鲜。过去人说“货卖一张皮”，现在几乎只剩下一张皮了。似乎是市场竞争影响了书籍设计，使其脱离了书籍设计的内在规律（即设计是为内容服务的，是带着镣铐跳舞）。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真正的装帧艺术家不会这样。比如吕敬人、宁成春，还有一位陆智昌。陆智昌的设计是从西方学来的，但他偏偏特别重视内容，在西方艺术强烈的形式感、色彩感的基础上加进了中国的写意和诗意。宁成春认为，陆智昌的设计对中国出版影响巨大。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是书籍进入工艺时代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有一种高雅、高贵的气质，提高了书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应当提到的是蔡立国，他的悟性好，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有亲和力，朴素大方，让人容易亲近，并不以形式感取人。此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一位与吕敬人在一起的吴勇，他的书刊设计年轻气盛，有现代工业色彩，极富创意。可惜他现在主要做广告设计和其他业务去了。
现在，各种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室很多，也有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但我不太喜欢请工作室设计三联书店的图书，因为工作室的设计几乎都以形式感为主，好看、大胆，但不一定适合我们的风格，这个风格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是“积”下来的，是“熏”出来的，很难说清，也很难把握。
总之，我认为图书设计已经到了回归鲁迅、回归朴素、回归内容、回归“灵魂”的时候了——到处都是花里胡哨的、电脑化的封面，简洁、朴素、有人工痕迹的封面反而在书店里更显眼了。不难发现，手绘的画或手写的书名更有味道，更有人文气息。
还有一点是不能不提的，就是二十多年来三联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之所以能够引领图书设计的潮流，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主要领导重视书籍装帧，懂得书籍装帧，他们就是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董秀玉女士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胡守文先生。
（作者单位：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关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