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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的编辑特色与文化追求
作者：周山丹
一、留美学子的同人刊物
《学衡》同人是一群学贯中西的留美学子。他们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大多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教育于一身，在童蒙时期受到了极其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在青年时代又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学衡》的主要成员吴宓、梅光迪、胡先、刘伯明、汤用彤等都具有扎实的中西学术根底。
《学衡》同人梅光迪、张歆海、吴宓、汤用彤、楼光来等先后留学美国，都受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深刻影响。白璧德反对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人道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泛情人道主义，认为自20世纪以来，“人事之律受科学物质之凌逼”[1]，导致人性的异化。他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依托来匡正“科学”、“理性”的极大膨胀。可以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学衡》同人最重要的理论武器，是其文化立场、价值取向的直接源泉。
《学衡》就是由这样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文化观念相同、相近的人共同创办的。它是十分典型的同人刊物，成为同人发表观点、阐述思想的重要阵地。围绕着《学衡》杂志，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十分重要的学衡派。《学衡》创刊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它的编辑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一宗旨是《学衡》“同人之根本思想与公共主张”[2]的突出体现。
对于当时的《学衡》同人，吴学昭有一段回忆：“父亲（吴宓）说，诸君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西方文化也相当了解，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3]
二、中西比较的编辑视野
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使《学衡》同人具备了世界的眼光与开阔的视野，他们试图运用中西比较的编辑手法，全面、系统地比较东西方文化，从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纵观《学衡》，其编选标准、译介原则、插画选择等都具有中西比较的视角，这在当时的杂志中十分鲜见。
1．编选标准
《学衡》杂志简章标明了《学衡》的宗旨，还提出了该杂志的“体裁及办法”：“（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从这一“体裁及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衡》杂志一个很重要的编选标准：国学与西学并举。一方面致力于国学的整理与研究，发表了大量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如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刘永济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等。另一方面主张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编选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化的文章，如《世界文学史》、《但丁通论》、《苏格拉底自辩篇》等。国学与西学并重的编选标准充分体现了《学衡》中西比较的编辑特色。
2．译介原则
《学衡》杂志致力于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传播，尤为关注西方古典文化的精华部分，不仅译介和张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佛学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主要有《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等。其引介西学同样具有比较的视野与世界的眼光，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于，“被引进的学说必须适用于中国，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或为中国向所缺乏，而可截长以补短者，或能救中国之弊而有助于革新改进者”[4]。他们在选择译介对象时，对古今中外的文化文学，进行分析比较。“这种比较，不仅用于西洋古今文化文学的比较，而且还把西洋文化文学放在中国文化文学中加以比较，同时又把中国文化文学放在西洋文化文学中去加以比较。”[5]
3．插画选择
《学衡》设置了插画、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附录等七个栏目。如果说“通论”、“述学”栏目从文字上反映了《学衡》开阔的编辑视野，那么“插画”栏目则以图像的方式凸显了其中西比较的特色。“插画”选取了古今中外著名的哲人、文学家、学者的画像与照片。在创刊号上，刊载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画像，其中西比较的编辑宗旨与文化主张可见一斑。在其后的刊物中，《学衡》的插画选择一直坚持中西并行的原则，既有中国的老子、孟子、朱子、王阳明等的画像，又选取了西方的雪莱、拜伦、卢梭、歌德等的画像。这些插画极大地丰富了刊物的版面，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4．国际意识
由于《学衡》的主力成员多曾留学美国，《学衡》杂志具备了难得的国际意识，注重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第14期起，《学衡》增设了英文目录，以便与国际接轨。而早在杂志的第1期，总编辑吴宓就将《学衡》杂志定期寄赠英国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剑桥大学Soothill教授（汉学家）、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汉学家），及其老师白璧德。[6]
三、沟通东西的文化主张
文化追求是刊物个性与品位的体现，具有文化底蕴的杂志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衡》才能在尘封了数十年后仍然被人们反复谈论与研究。
早在1915年2月，《学衡》的总编辑吴宓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谈到，要从编辑出版杂志入手，“造成一是学说，发挥国有文化，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7]。“发挥国有文化，沟通东西事理”正是《学衡》的文化追求，他们主张“一则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一则欲昌明吾国之真文化”[8]，以此建立“真正新文化”[9]。也就是说，《学衡》的文化主张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粹，建立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性的新文化。
1．“昌明国粹”——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价值
《学衡》同人认为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而不可磨灭者在”[10]，主张“以欧西文化之眼光，将吾国旧学重新估值”[11]。《学衡》同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并非抱残守缺、顽固不化，他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盲目地打倒传统，必然导致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普遍性规范的丢失。《学衡》同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12]，也可将它作为解救当时世界性精神危机的良药。
2．“融化新知”——融合东西方文化中永恒的价值与精粹
《学衡》同人通过自己的留学实践洞察中西文化之精华，对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作出了比较客观的判断，认为现在的东西方文化都有片面性，还没有充分的调和，可以融合与互补。吴宓谈到，“吾国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13]。
3．文化理想——建立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性的新文化
《学衡》同人在对东西方文化深刻体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构想：“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以以上所信之四者”[13]。胡稷咸则更为简明地将其概括为“世界将来之文化，必东西文化之精粹而杂糅之”[14]。他们的文化构想着眼于世界性的视域，强调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共通：“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观念，能够不仅与任一时代的精神相合，而且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15]
无论是编辑特色还是文化主张，《学衡》杂志在当时的期刊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在世界多元文化激烈碰撞与交相融合的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其视野与主张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学衡》不该被遗忘。我们重新审视它，也不意味着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意义。
注释：
[1] 马西尔.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 吴宓，译. 学衡，（19）．
[2] 吴宓. 吴宓自编年谱. 北京：三联书店，1995：241.
[3] 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19.
[4] 梅光迪. 现今西洋之人文主义. 学衡，（8）．
[5] 苏光文. 吴宓的“好梦”及其“难圆”——《学衡》存在期吴宓文化启蒙蓝图剖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2）．
[6] 吴宓. 吴宓日记：Ⅳ. 北京：三联书店，1998：273.
[7] 吴宓. 吴宓日记：Ⅰ. 北京：三联书店，1998：410.
[8]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学衡，（72）．
[9] 吴宓. 再论新文化运动. 留美学生季报，8（4）．
[10] 梅光迪. 评提倡新文化者. 学衡，（1）．
[11] 胡先 . 论批评家之责任. 学衡，（3）．
[12] 白璧德.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 胡先，译. 学衡，（3）．
[13] 吴宓. 论新文化运动. 学衡，（4）．
[14] 胡稷咸. 批评态度的精神改造运动. 学衡，（75）．
[15] 梅光迪. 我们这一代的任务. 留美学生月刊，12 （3）．译文参见侯健. 从革命文学到文学革命. 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61.
（作者单位：南方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