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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改稿“三位”
作者：潘国彦
一、防止“越位”
改稿体现编辑案头的基本功，是衡量编辑职业精神和水平的重要环节。所谓“越位”是指编辑乱作为，擅自改动作者原稿，结果弄得面目全非。老作家孙犁对此十分反感，曾表示宁可不出书也不同意随意改动他的原作。余秋雨对此深有同感。有一次外省一家出版社向余先生约稿，拿走《文化苦旅》稿件后，那位责编竟把这本书当作旅游导游书，按照这个标准，对原作痛下杀手，作了大幅度删改。当时余先生正在国外讲学，毫不知情，幸亏《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风闻后，要求那位责编将原稿退还给余先生。此事余秋雨在该书后记中专门作了追记。[1] 有的美编擅自修改名画家的作品。吴作人有一幅水墨骆驼画，原作中骆驼毛是灰色的，美编在付印样上自作主张把骆驼毛改成棕色，使原作苍凉的韵味全失，吴作人曾著文提出意见。傅雷对编辑乱改文稿十分担心，1956年11月19日曾专门致函中国青年社思想修养组，信中说：“嘱写报道傅聪成长经过的文稿，兹遵命写就附上。文字内容倘欲更动（即使改一字），务请先行来函商榷，因近来报刊擅改作者文稿之风仍未稍戢，不得不郑重声明。”[2] 笔者对责编擅改原稿也有过遭遇，2005年，有一个刊物专诚约稿，本人写了署名文章，结果发表时被改成了访谈录，意境和语气完全变了。如此处理，责编岂止是越位，简直成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了。
在处理书稿中，编辑如何做到不越位呢？资深编辑林君雄有一番话讲得很好，他说：“编辑处理书稿，免不了要遇到增与删这对矛盾。绝对不增不删的书稿是极少的”，“增与删要遵循这样两个原则：一是必须正确，不能胡增胡删。为什么增，为什么删，要说出个道理来。这个道理应该是公认的，而不是个人的好恶。对于既可以这样表达，也可以那样表达的，应该尊重作者，不能随便改动；如果不改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宪法法律，就必须改动，不能迁就。二是小增小删编辑可以做，大增大删要征求作者的同意，尽可能由作者想通了自己动手，不宜越俎代庖，否则会吃力不讨好。编辑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作者。”[3] 这是一位老编辑家的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二、不可“缺位”
“缺位”是指不作为。出版物发生政治性事故或学术性、常识性差错，常常是因编辑疏于把关，发生“缺位”所致。常见的有：
第一，缺乏政策观念。如有关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党和国家在有关政策文件中早有明文规定，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也曾多次重申。但有些出版社却仍然屡出问题，违反了民族和宗教政策，严重损害兄弟民族感情，甚至引发重大事件。十几年来，这方面时有险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违反政治纪律。有些出版物，对国际、国内一些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报道或评议与中央的声音不一致，这是不能允许的。还有的书刊对重大历史问题妄加评论，与党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不符。
第三，缺少学术修养。如有一本介绍鲁迅的书，内容介绍说鲁迅的一生“同各种势力进行了斗争”，原文在“势力”前边还有“反动”两字，后来删去了，结果反而使这句话有了问题。当年鲁迅先生一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组织和领导左翼文艺战线，怎么能说鲁迅的一生“同各种势力进行了斗争”呢？这“各种势力”指谁？
第四，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使读者莫衷一是。比如，某报2006年5月21日D4版天气预报中说，5月22日开始，“未来三天没有降雨”，同一版面仅仅隔了几行字，却又预报说：“周三和周五，在冷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本市分别有一次阵性降水天气过程。”这让人相信哪一句话好？
第五，职业道德缺失。2005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伪书事件，对出版界的诚信是一个重大的伤害。如果责编和总编恪守职业道德，严格把关，近百种伪书就不可能出笼。
第六，不负责任。有的编辑可能太忙，或者心有旁骛，采取大撒把的态度，不看书稿就签发，或者干脆一退了之。曾有作者投诉，说他在送给某出版社原稿时，故意将其中几页粘在一起，待收到退稿时发现那里原封不动，证明编辑根本未看。
从“越位”到“缺位”，都说明我们编辑工作还存在某些失职行为，有些属于有令不行，有章不循。问题即使发生在少数出版社和少数编辑身上，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出版是社会的公器，出版物一旦面世，就有一个公信度的问题。在“八荣八耻”教育中，我们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
三、必须“到位”
出版工作本质上是一项教育工作，对于提升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闻出版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编辑工作始终是新闻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给我们的任务，编辑必须牢记使命，尽心尽职地做好本职工作。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还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4] 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完全适用于新闻出版工作。
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指示精神，落实到编辑、出版工作中，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下功夫。
第一，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到位。所有出版物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出版工作中不能违反《出版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文，这是一条红线，不能逾越。
第二，校勘工作到位。在学术著作中，引用古今中外史料是常见的，由于原作者学识水平参差不齐，难免真伪交织，编辑必须认真进行去伪存真的校勘工作。著名编辑家周振甫在译注《文心雕龙》时，不但吸收了前代和当代名家校勘上的成果，而且纠正了沿袭已久的错误，甚至发现了《晋书》、《昭明文选》中有关记载的错误。[5]
第三，数据核实到位。近年有一部经济学新著，正文论述精当，但由于附录数据出错，结果在全国性评奖中落选。又如某报2006年5月20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国人不读书的另类解释》，其中引述的一个数据说，“我们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在15万～18万种之间”。这个数据用法不够严谨，数字也有误。如果作者和责编稍加注意，查一下《中国出版年鉴》，马上可以查出正确的数据。基本数据都没弄清，据此立论就难以令人信服。
第四，保密措施到位。在少数出版物中出现泄密问题已有多起。对涉密范围和密级，在1988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七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早有规定，必须遵守。
第五，文字纠错到位。纠正文字差错，是编辑基本功之一，现在文字错误仍是常见病。有的编辑连最基本的“即—既”、“启事—启示”都分不清，这类低级错误经常出现。
第六，“三审”到位。“三审”的各级人员必须责任到人，各尽其职。如果认真履行了书稿“三审”制度，许多差错完全可以避免。
上面所引的事例和教训是从曾经发生的事故中总结出来的，有的出版社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希望能引起编辑同行们的注意。
据有的编辑朋友们透露，在工作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他们也有苦衷，工作量过大，为抢商机而赶时间出书，以及缺少进修机会，等等，是造成“缺位”的不可否认的原因。这些问题，需要在出版体制、机制改革中逐步解决，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需要专题讨论。
注释：
[1] 余秋雨．文化苦旅．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319-320．
[2] 傅雷．傅雷书简．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215．
[3] 林君雄．我的编辑生涯．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210．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1．
[5] 周振甫．周振甫文集：第1卷引言；第7卷例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