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编辑的从业资格
作者：康 宏
编辑有学，自古已有定论，似乎不必为了给“编辑”正名而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了。“编辑”一词的发端，肇始于现代。举凡当代所称的编辑工作，古代大都以“刻书”、“修书”甚至“藏书”等带有浓厚技术色彩的专业术语指代。编辑学作为专门学问被提出，发轫于当代，是产、学、研三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编辑从业者将实践心得总结为理论，对编辑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按当下较为通行的观点，编辑工作的本质，是一定社会环境中的编辑主体所进行的精神生产和再创造的智力性劳动。通过对一定的信息进行策划、优选与组合，使其转化成为某种承载形式的文化产品，最终将各种形态的文化传播并贮存下来。这种当下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将编辑工作与“精神生产”、“智力性劳动”紧密相连，在理论上对编辑的文化积淀性、文化创造性工作予以确定与支持。据此推演，能够担当编辑工作重任的，理应具备以下素养：（1）因为鉴别、选择的职业功能，因而须具备比作者更为宽泛的学识；（2）因为富含精神生产和文化积淀、文化创造使命，因而须在某一文化领域有独到的眼光，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以这个标尺去度量编辑出版者，是与出版的规律性及合目的性紧密契合的。由古而今，举凡在编辑领域青史垂名者，无不术有专长，业有专攻。汉代的扬雄、刘向，宋代的陈起，明代的毛晋，清代的陆心源、纪昀，直至近现代的鲁迅、陈独秀、胡适、邹韬奋、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周振甫、秦兆阳、赵家璧等等，他们都首先是大文豪、文学史家、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其次才是编辑家、出版家。在编辑工作中，他们能够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自身丰厚的学术涵养有效完成校雠等文化奠基性工作，并立足自身专业研究领域，营造学术气氛，进而完成文化传承和文化积淀的出版使命；他们能够保持固有的理性批判精神，以自身深厚的创作底蕴，敏锐甄别作品的优劣，影响并挖掘出潜在作家的热情和功力，主动参与创作、修改，进而完成文化创造和文化繁荣的出版使命。与此同时，在经年累月的编辑实践中，他们不断总结教训，积累心得，并将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过程逐步积淀为从业技术和从业要求，而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正成为后来者的工作参照和当代构建编辑理论的基石。可以说，在编辑与学养的关系问题上，学养是起点，是支撑，是托举并提升整个编辑工作的根基。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编辑的知识水准。这也是上述编辑大家不仅为业内引以为豪，而且能在编辑史上留下痕迹，使编辑这一职业能为读者认可、尊崇的原因所在。由是，编辑从业者首先且必须是知识者、创造者，知识和创造是从事编辑工作的根本。
二
出版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春期，渐入成熟的年代，我们却鲜见其成熟期的表征。审视目前的编辑队伍，我们痛心地发现，从学养和文化底蕴上讲，能够与老一辈编辑家比肩的人物，为数寥寥。知识和学养，这些编辑从业者必需的职业条件，在当下正呈现出日益退化的态势。
其一，学术知识明显失势。对于职业编辑，一方面国家将之确立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并在理论和制度上反复强调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现代出版理念的引导下，很多出版社已逐步构建成为追求利润并强调可计算性和可考核性的企业。多数编辑虽然拥有知识，但通过知识实现人文关怀的职业诉求却并不是这些出版企业所注重的。当下不少出版社推行的量化考核模式和以纠错为主的内容质量评价机制，在客观上造成了编辑自身学术知识的明显失势。数字化考核指标不可避免地导致编辑浮躁心理的滋生，使潜心钻研学术的风气逐渐丧失；对编辑职业技术性特征的日益强调，造成了编辑对学术重要性认识的偏差，特别是当多数硕士毕业的研究生沦为书稿“校对”时，以编辑工作为谋生手段的知识者，对自身学术功力和创作功力的培养日趋松懈。于是，诸如点校古籍以积淀、传承文化，营造氛围以创造、繁荣文化等原属出版本来意义的工作，多数编辑已经因为自身知识水平和创造能力的有限而无力担当。现在的编辑队伍中，编辑很多，编辑家不多；书商不少，出版家很少，其间距离，不言而喻。
其二，理论研究明显缺失。时代呼唤编辑家。编辑家的涌现是建立在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编辑人士基础上的，而成熟的编辑理论体系则是编辑专业化的根本条件之一。然而，应该看到，编辑出版学尚有许多不足：一是定位不清，从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高校设置编辑学专业开始，这门学科到底是编辑学、出版学，抑或编辑出版学、出版发行学，至今纠缠不清；二是理念贫乏，虽然众多的出版媒体成为编辑的理论阵地，且数量日渐增多，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编辑本身对理论建设的忽视。在编辑界，分析出版态势、研究编辑理论、探讨编辑规律的风气还没有真正形成。编辑经验的交流往往变成广告发布、新产品推销，编辑理论的研究也常常沦为经验交流、成绩报告。在相当程度上，随常规轻研讨、重实务轻学术的倾向影响着编辑学理论的建设进度。
使编辑回归知识者、创造者的职业身份，是否意味着要重拾某种纯粹的文化理想？其实，所有文化与学术的生存，无论高雅或通俗，都离不开经济的法则。但这并不等于作为知识者、创造者的编辑，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就必须放低职业诉求，甚至委屈了自己的平生所学和价值实现的愿望。对于编辑而言，应时刻不忘自己肩头有一对高贵的翅膀，而正是这对翅膀，托举着未来出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