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作者：范 军
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八荣八耻”中的重要一条。它强调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道。现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对诚实守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践行。
陆费逵把“做事先做人”作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关于职业修养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学生》一文中，他也特别强调“人格之修养”，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第一义”。而我们“注意于灌输智识者多，注意于养成人格者少”，因此应格外重视“高尚之道德”的培养。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出版业在当时也属于实业，因此，其出版职业道德论也是他关于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章中，陆费逵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贼”。因此，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养。
现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对出版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和责任。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认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他的这种出版观念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尔基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张静庐主持上海杂志公司，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和译文杂志社商量，准备用三年时间译完《高尔基全集》。全集分六辑，每辑十部，半年出齐。当翻译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海杂志公司正准备登报公布时，另一家图书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尔基全集》出版预告，张静庐只好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不料这家书店出版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张静庐眼里，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忧虑”。“这是《高尔基全集》吗？”张静庐愤怒了，“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抄袭剽窃、不负责任、刻意炒作、夸张误导、恶意竞争、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级克隆、盲目跟风、盗版猖獗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危害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业，注定不可能长久繁荣；缺少职业道德和行业公认的准则，将使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操守，尽早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积累。
总之，“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又有个人为人处事的社会准则。从个人角度讲，出版人要知荣辱，树新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从出版行业整体来讲，要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同时对于出版界中的不良现象甚至是丑恶的东西，找根源，想办法，予以彻底根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切实保证我国出版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耿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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