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为祖国语言的正确运用和健康发展而奋斗
作者：桂晓风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没有语言，或者说，虽有语言，但没有发展，或者说，虽有发展，但没有必要的规范，人类记录、传递和保存文明成果的活动将不可能进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精辟论述，各国的思想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警句格言（现在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传媒界人士对这方面的情况太不了解，所以，适当收集有关材料并加以宣传将会有很大教益）。早在将近一千年前，伟大的波斯诗人萨迪就说过：“因为你有语言，你胜于野兽；若是语无伦次，野兽就胜于你。”英国著名学者本·琼斯认为，用语言表达思想是人类唯一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美国当代学者、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的语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极其重视语言，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语言大师，这决不是偶然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中写道：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他对格林兄弟编的德语词典比我这个语言学者更加谙熟。他用英文和法文写作就像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是典范的英文。他为回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哲学的贫困》，用的是典范的法文。该书付排前，为他校读原稿的那位法国朋友，只发现很少地方需要改动。 威廉·李卜克内西还写道：马克思非常重视用语的明朗和准确，他几乎每天都阅读歌德、莱辛、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的作品，认为他们是他的语言教师。他对语言的准确和简洁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一位严格的修辞学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他憎恨滥用外国字，竭力主张语言的纯洁，有时达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保尔·拉法格在《忆恩格斯》中说，恩格斯对语言学的兴趣始终如一，而且经常了解这些方面的新成就。某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他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对欧洲各国语言，甚至某些方言的知识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恩格斯一激动就有点口吃。一位巴黎公社流亡者开玩笑地说：“恩格斯能够结结巴巴地用20种语言说话。”至于毛泽东同志对语言的重视和所取得的成就、所作出的贡献，更是众所周知。
语言还是一个民族形成、繁衍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过：“语言可说是各个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们的语言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人们怎样想象两者的一致都不过分。”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爱国者和文化巨匠都极其热爱自己的母语，许多场民族解放运动和卫国战争都和对民族语言的维护联系在一起。但丁对意大利语形成和发展的贡献举世闻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指出，马克思无比热爱德语，对德语有很大的贡献，是德国语言的最卓越的大师和创造者之一。法国作家都德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有这样的名句：“亡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打开监狱大门的一把钥匙。”1935年巴金侨居在日本东京，因思念灾难中的祖国和同胞而激动异常，坐卧不安，他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著名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并将它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篇散文诗只有一百多个汉字：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欲绝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至今我还记得在高中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心灵所受到的强烈冲击和震撼。屠格涅夫创作这篇散文诗时是在法国，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散文诗通篇渗透着他对祖国的深切怀念和对祖国语言的由衷赞美。巴金说：“屠格涅夫讲的是‘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巴金正是借阅读和翻译这篇散文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情。
作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即使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也没有丝毫的轻视和疏忽。当年刘邓大军司令部中就配有专家专门负责在文件发出前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更是多次向广大干部提出，要学点语法、逻辑和修辞，并对一些文件中不讲究语法、逻辑和修辞的现象多次进行过严肃批评。为了落实毛泽东同志的倡导，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著名社论。我国现代的两位大语言学家——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了一本既是普及性又是经典性的中篇读物——《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并于次年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造福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无数勤奋学习语文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对纠正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语言文字方面的混乱现象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已经是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在今天，这项任务更为突出和更为迫切。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社会及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我国民族语言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并且表现出加速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很可能超过了前五十年）。举一个与新闻出版行业有关的例子：为了适应语言的发展变化，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中型辞书——《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正式出版后已经修订过四次。第一次是1983年，间隔5年；第二次是1996年，间隔13年；第三次是2002年，间隔6年；第四次是2005年，间隔3年。第一次改动不大；第二次增加新词新义九千余条，删去四千余条；第三次增加一千二百余条；第四次增加六千余条，删去二千余条。从以上数据特别是后两次修订可以看出，修订的间隔越来越短，修订的幅度越来越大。应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新月异的进步。绝对要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并且促进语言的这种变化。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当前在社会上，对语言的使用存在着相当的不规范甚至混乱的现象。我觉得，最突出的问题有五个：一是错别字泛滥；二是不顾词性，随意搭配词语；三是胡乱生造新词；四是不明词义，乱用成语；五是滥用外来语，甚至不顾语言环境是否确有需要，一味在中文中夹用外文。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多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对自己的母语，缺乏巴金和屠格涅夫所怀有的那种挚爱和敬畏的心理。至于逻辑上的问题，与语言上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的明确，反映的是思想的明确；语言的混乱，反映的是思维的混乱。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有些大众媒介，甚至某些有相当权威地位的媒介，包括电视、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等等，差错充斥，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传播着错字和病句，说得重一点，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破坏着祖国语言的纯洁和规范，其严重程度说得上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需要大声疾呼、大力纠正的地步。而尤为严重的是，面对上述问题，相当一些同志，包括少数领导干部和学术单位，熟视无睹，淡漠置之，并不认为是突出问题，因而纠错防错措施与问题发生的严重性远远不相对应。长此以往，后果使人不胜忧虑。
必须强调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上述问题尤其不可容忍。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整体布局，新世纪新阶段亿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文化力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祖国统一大业中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使先进文化的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民族伟大复兴当然要以经济振兴作为核心，但同时要以文化复兴作为灵魂。而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是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极大提高和民族语言的兴盛与规范（在这方面，我们绝对不应该落在欧洲14、15世纪文艺复兴的后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语言健康发展和提高全民逻辑水平的问题就绝不是小事。
还应该看到，报刊等大众传媒在维护语言规范和提高全民族科学思维水平方面承担着重大责任，而要履行好这种责任，又必须依赖大众的关心、帮助和监督。中国逻辑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编辑学会等社团和单位发起的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之所以好，一是有利于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重视，二是有利于加强对报刊等大众传媒的帮助和监督。凡是真正对社会对读者负责的报刊，一定会欢迎这一活动。我希望在取得经验之后，这项活动能扩展到图书、音像制品、网络和广播影视业中去。
中国编辑学会是中国编辑界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加强对编辑规范执行情况的检查，推动编辑人员提高文化责任感，推动出版物提高文化含量，是中国编辑学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着这样的认识，中国编辑学会参与发起了“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还将联合有关单位和部门，积极组织和参加其他宗旨类似的活动。正人先须正己。我们真诚地希望，社会各界，包括语文界、逻辑界的学者、专家，能够加强对编辑学会及其刊物的指导和监督，加强对出版界各专业报刊的监督和指导，帮助中国编辑群体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作者附注：本文原是我在“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江蓝生、戴文葆、杨德炎、弥松颐等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教育报等单位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给予了关心、指点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
（责任编辑：赵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