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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要有“一点书卷气”
作者：徐 雁
《藏书报》2006年第3期上有《编辑莫忘旧书摊》一文，所论颇为精彩。作者说：“每周至少逛一次书店，是成熟编辑的一门必修课。不同风格的书店，堪称编辑丰赡的信息库，良师济济的大讲堂，观察图书优劣成败的解剖室。”
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出“逛书店也要逛旧书摊”，而且还不妨将旧书摊作为“一册未装订的中国出版年鉴”来翻阅观览，因为旧书摊“对编辑而言，可以切身感知书业演进的轨迹”。他说：
常逛旧书摊，不仅可以反瞻前人月色，还可以逼真地审视书业眼花缭乱的发展态势及规律，汲知明智。旧书摊之所以让一些编辑流连，恐怕主要是因为它像一个无形的过滤器，校验着图书的价值和生命力。每一本旧书，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如揆度其共同特征，不难发现，大多是以文史见长的文化类图书。曾将图书市场搅得天昏地暗的畅销书，在这里踪影难觅，倒是那些内容稳定的所谓“僻书”，却有一席之地。只有具有较高的知识含量，传播丰富的文化讯息，内容不因时间更迭而变动的图书，才能进入旧书摊。
《编辑莫忘旧书摊》的作者，是供职于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书友蔡瑛。前年早秋他来南京组稿时，曾有一晤，所谈无非书人书事。作为业内人士，他有关编辑出版界同行“常逛旧书摊”的献议，在吾辈爱书人看来，乃极富“书卷气”之语也。蔡兄还提出：“作为一名编辑，如果在旧书摊从未与自己编辑的书相遇，此乃大不幸也。”
诚如蔡兄所说，“在旧书摊，少了些炒作的喧闹，多了些大浪淘沙的冲击。常逛旧书摊，编辑在设计选题时，不至于云迷五色、雾失楼台，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图书市场中，将文化与商务更进一步契合起来，既热忱有加，又耐得寂寞，心热，耳灵，腿勤，心态更加沉潜，多出版经得起市场摔打、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书”。
而今业内的问题恰恰在于，有些编辑连新书店也懒得涉足，遑论旧书店、旧书摊，因此难怪作者要发以偏概全之论了。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我们难道“可以期望一个向来不爱书的人”能做好书刊的编辑吗？我们难道“可以期望一个向来不爱书的人”能做好图书馆的馆员吗？我们难道“可以期望一个向来不爱书的人”能做好高等学府的教授吗？我们难道“可以期望一个向来不爱书的社会”能培育出“富有书卷气”的编辑、馆员和教授吗？而没有了“富有书卷气”的编辑、馆员和教授，还可能有热爱读书的读者和学子吗？没有了“富有书卷气”的读者和学子，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希望和精神家园的前景何在？
二
假如说知识可为聪明人所采撷，而学识也是为聪慧者所预备的话，那么，见识却不是谁人都可分而享之的，因为它只能为聪悟者所拥有。
到图书馆借书来读，补充自己的知识、学识固然是一法，可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图书馆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神妙的知识天地，那就是同样可能拥有千卷万册的古旧书店和旧书摊。马国亮先生在《买书和读书》中说：“买书本是件乐事。走进书店而没一本引起你注意的新书，才使人丧气。”他说：“如果说，买新书是乐事，则买旧书更充满奇趣。新书，报上有广告，橱窗里有样本，书店门口也有招贴，一览无遗。旧书店可不是这样。你进去游目四顾，有点不知从何下手。它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你事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东翻翻，西看看，忽然会在沙石堆中掏到一块宝石！”不过，马先生随后指出：“现在这种使人享受到又惊又喜的奇遇不再有了。虽然也还有旧书店，但堆满架上的，无非是你在最普通的阅览室也能看到、甚至自己家里早已有了的东西。”
晚年的梁实秋先生在《漫谈读书》中说：“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总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还是读书。”
关于“书卷气”问题，马国亮先生也有一说：
也有人……除了专业的书，此外一律不屑一顾，认为看非专业书是浪费时间，都是矫枉过正。研究物理化学的，看看《封神演义》，也许可以从“祭法宝”中得到启发。让学音乐的孩子读一读《西游记》，一定可以诱发他的丰富想象力，使他的弹奏更富于形象。即使不那么“实用主义”，不要求什么“触类旁通”，多读各方面的书，也可从中得到乐趣，得到陶冶，得到教益，启发思考。这对研究科学的、艺术的，同样有好处。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来华演出，人们发现他的行囊里带着一本《老子》，不应当引为奇事。一个音乐家如果没有多方面的修养，他的演奏决不会动人。文野之分，也就是读书不读书之分。写字绘画要有书卷气，演奏音乐同样要有书卷气。
三
顷考“书卷气”，必来自中国书籍制度的“卷轴时代”。否则唐代诗翁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宋代张耒“零落江湖酒一杯，消磨岁月书千卷”的名句何为乎来？
《汉语大词典》释“书卷气”云：“指在仪态、说话、作文、写字、画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气度、风格。”大抵一篇作品或者一个人有些“书卷气”，可以让人感觉到墨迹中的底蕴和腹笥里的诗书，正因为如此，“书卷气”这个词才如此被历代文人学士所看重吧？
我国书籍装帧设计界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关中国传统书装观念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传统书衣总是灰灰的，缺乏生气，因此不能再强调书籍装帧要有“书卷气”；而反对派则认为，书籍装帧不是单纯的广告，书装就是要强调“书卷气”。为此，邓中和先生在其《书籍装帧创意设计》中特设一题《书卷之气》加以探讨，他认为“书卷气”是“深埋在中华民族心底的审美情趣”：
“书卷气”正是中国文化“以气为本”的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由“气”、“气韵”演化出的一个生动形象的概念。据考证，“书卷气”一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元代画家钱选说的“士气”。“士气”所指的士大夫气，就是要求绘画要有文人气，而清代张庚说的“士气”就是“卷轴气”，要求绘画要有卷轴装书籍的文化气质。清代的笪重光在《画筌》中也要求绘画“抒高隐之幽情，发书卷之雅韵”。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书卷气”的概念虽产生于书籍本身，但它的应用似乎并不是用来品评书籍的装帧，而是以一种类似比喻感受的方式，要求其他事物具有像“书卷”一样的文化品位，用“书卷气”这样一个精练的词汇，表达其他艺术作品应具有像书卷一样的风韵和神采。
邓先生随后指出，明清绘画中的“书卷气”概念，是与当时绘画中存在的“俗气”和“工匠气”相对应而存在的，而如今，这一概念被空前突出地关注，实际上正是因为“现代商业社会强化了书籍的商品属性的结果”，因此，当代的“书卷气”是与“商业气”和“广告气”相对应的，它已经成为作品评论和学术研讨中一个被频频使用的术语了。
另一方面，就对人的观感而言，“书卷气”与“书生气”，则不过是事情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咫尺之遥，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大抵“书卷气”横溢之时，也就与“书生气”不远了。而今人往往喜闻“书卷气”之美誉，而厌烦“书生气”之恶声。然则看来，读有字书还需要同读无字书、识无字理相结合，实地见闻的多少实关乎见识的高下。或者“多读多做”直至见多识广以后，才能避免“书生气”或者说是“书卷气”的负面因素吧。
知堂老人曾云，“书卷气”者，或曰“趣味”，“大抵艺与文都争这一点……其实就只是多读多做，有经验，识好丑而已”，此话真是一点儿不差。然则，积累经验，至于识得“好丑”的见解，岂是容易达成的？因为“好丑”这一主观色彩浓郁的东西，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免受到功利主义的袭扰。
早在1983年，在美国的李欧梵先生就曾作文说，从晚清的“经世致用”传统，衍变为近代的“感时忧国”精神，其实不应该发生矛盾，而应当并行不悖，不妨和平共处，成为读书人的自由选择。可是，“20世纪的政治社会的冲击，往往使得后者凌驾前者，于是实践重于认知，读书不如行动重要，这种趋势推到极致，就成了一种无形的‘反知传统’：盲目热狂的行动代替了慎远的思考”。他指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似乎都太讲求实效，但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没有理论基础的实践，无论在科学或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
他以20世纪以来的中外文学史为例说明到，“口号文学”、“工具文学”自30年代以来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有思想性的伟大作品，却是少之又少”，也许是因为中国作家太“感时忧国”了，一切以改革社会为重，把文学作品作为行动规章或政治教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变形。他认为：
中外文学史上功利主义小说比比皆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其一，它的目的是要劝读者相信立宪共和的可行……也是纯“实践”的作品，而相较之下，鲁迅的小说就深厚多了，虽然鲁迅自称写小说的目的也在针砭时弊、改革社会，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论其缺点如何，我认为鲁迅小说的价值仍然可以永存的，因为他经过深思之后，在作品中探讨了中国人的人性和中国民族性中的阴暗面。鲁迅读了那么多古书，毕竟还是“有用”的，否则他写不出那么深刻的小说来。
我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时间和空间，是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书籍的过滤器，而功利主义的出版物可能第一个会被它无情筛选掉。如此说来，东坡“旧书不厌百回读”论，与“编辑莫忘旧书摊”之说，还真不是什么“书生之见”呢！
编辑诸公，其有意于造就自己的“书卷气”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