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两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近代畅销书
作者：易图强
《泰西新史揽要》原书名为《十九世纪史》，1880年在伦敦出版，作者是罗伯特·马恳西。该书分国别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在西方史学界被认为是观点狭隘、沉闷冗长的三流历史著作，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评价此书“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的庸俗颂赞”，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令人恶心的渣滓”。[1]可是，根据此书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在我国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初版几千册即刻售罄，三年间卖了2万本，到1898年又出普通版，初版5 000本，两星期内卖出4 000本，前后一共卖了3万本。盗版书更多，公共租界衙门以罚款100洋元打击盗版，但效果不大，尤其是上海以外地区，更是鞭长莫及，如在杭州有6种翻刻本，在四川一省有19种翻版。《泰西新史揽要》无疑是晚清翻译出版的西方历史书籍中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迦茵小传》的作者哈葛德是个善写通俗小说的英国作家，一生写了57部小说和10部杂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所罗门王的宝藏》与《三千年艳尸记》。《迦茵小传》在众多的小说中算不上出色，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几乎没有地位，然而，引进到中国后却影响了近代中国整整一代人。《迦茵小传》（足本）于1905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1906年9月发行了三版，1913年与1914年几度再版[2]，确切的销售数字已不得而知，但从当时文人的来往书信、文集札记来看，《迦茵小传》的销路大畅是无疑的。《迦茵小传》当时还被改编成话剧上演，轰动一时。有专家说，《迦茵小传》可以“当之无愧地入选”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16本书之一。[2]
在英国本土平平淡淡，在中国却轰轰烈烈，这是为什么？总结其畅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内容切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需要。《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发行之时，正是中国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和酝酿戊戌变法之时，所有发愤图强的中国人都在反思，曾经强大的中国为何被日本打败？《泰西新史揽要》全面地介绍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各国争战、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和风俗习惯均有叙述。例如，介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攻打巴士底狱的情形，介绍了卢梭及其学说，介绍了照相技术的发明及其应用，特别是详细叙述了西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在有关英国的部分，用四卷（全书共八卷）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各项新政内容（如整顿学校、整顿邮政、删改刑律、预防疾疫等），列举了促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各种新政策、新发明、新创造，举凡蒸汽机、织布机、火轮船、火轮车、电报、报馆等的介绍，一应俱全。
更重要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充满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思想。书中介绍的内容、反映的思想，让中国人感到无比新鲜。它促使中国人深刻地反省自己为什么落后，使中国人认识到，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甘于落后，勇于进取，兴利除弊，奋发图强，就一定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由弱小变为强大，由愚昧变为文明，由专制变为民主。它是一部开阔眼界的新书，又是一部启蒙教科书。诚如本书译者李提摩太在《序言》中所说：“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又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所以，渴望变革图强的光绪帝把此书“置御案，日加披览”。广学会自述此书的影响：
去年我们为中国人翻译的一本最重要的书，就是李提摩太先生译的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本书是很出名的，它被认为是一本权威著作。它吸引了帝国好几位高级官员的注意，特别在北京更受欢迎。最近碰巧李提摩太先生为了教会工作到北京去，他发现士人们都在谈论这本书，把它叫做新学问。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去不知道这种新学问，他们需要对它关心。[3]
至于《迦茵小传》，在今天看来，是一部很平淡的爱情小说。它描写了平民女子迦茵与贵族子弟亨利一见钟情的故事。迦茵鄙视追求她的小财主洛克，不屈服于姨妈的各种压力，大胆地与亨利相爱；亨利也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茵自由恋爱。最后，为了成全亨利与爱玛的婚事，迦茵毅然以牺牲自己的感情与生命来换取亨利的幸福。足本《迦茵小传》完整地再现了迦茵的艺术形象，讲述了迦茵与亨利邂逅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大胆地描写了他们未婚先孕，因此引起了卫道者的攻击，可是，它在进步人士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例如，郭沫若在自传中回忆第一次读《迦茵小传》时的情况，他说：
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引着两手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这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4]
《迦茵小传》引进到中国后引起巨大轰动，显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关，它向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思想解放的青年人形象地展示了渴望恋爱自由、希望婚姻自主、向往爱情至上的美好憧憬。
第二，重视宣传促销。《泰西新史揽要》从1893年就开始翻译，译出一部分后，译者李提摩太将其寄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看后击节赞赏，遂拨银1 000两给广学会，表示支持。李提摩太大喜过望，遂加快了工作进度。在正式出版前，广学会还将其中的一些内容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连载于1894年3月至9月的《万国公报》（日报，广学会于1889年创办发行，多载时事论文和中外政治法令）上，社会反响相当热烈。这些做法为单行本出版后的火爆奠定了基础。该书初版的时机也选得好。当时清政府正在改革学校课程，在府一级举行的各种考试中都开始强调西学，除了传统的儒学八股策论外，还要加试世界时事知识。因而，《泰西新史揽要》 的出版正中那些希望通过时务策论考试的读书人的下怀。所以，初版的几千册一销而空。名人的推荐也对该书的销售产生了影响。开明的恭亲王奕称赞该书“写得不错，对于中国十分有用”。梁启超1896年撰写《读西学书法》，向读者郑重推荐此书，高度评价它“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5]
足本《迦茵小传》出版前，已有删节本《迦因小传》（杨紫麟口译，包天笑润饰，署名蟠溪子，于1901年由文明书局出版）。围绕这两个版本的不同，出现了风波。1907年，《游戏世界》发表《读〈迦茵小传〉两译本书后》一文，对两个版本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进行评论，认为删节本中的迦茵“为人清洁娟好，不染污浊，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实情界中之天仙”，而足本中的迦茵“为人淫贱卑鄙，不知廉耻，弃人生义务而自殉所欢，实情界中的蟊贼”。针对足本，大声质问：“未嫁之女遽有私孕，其人为足重乎？不足重乎！”如果把这类“女子怀春”的故事也翻译出来，那么“贞操可以立破矣”！所以，“为中国社会计”，这些情节应该删除。[6] 想必这样的争论当时肯定还有不少。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媒体的“炒作”客观上拉动了《迦茵小传》的销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