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金桥
作者：张守仁
作为作家的巴金，他是中国文学界的良心。
作为编辑家的巴金，他是中国出版界的典范。
作家的巴金，向读者交出了一颗丹柯般鲜红、火热的心。
编辑家的巴金，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设了一座宽阔、坚实的金桥。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伯乐，六七十年来把一批又一批善于驰骋的骏马送上中国文坛。
巴金从1934年起和章靳以在北京景山附近的三座门编辑《文学季刊》，推出了当时年仅24岁的文学新人曹禺的处女作《雷雨》，使他从此走上了著名戏剧家的道路。抗战前后，他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主编“文学丛刊”，出版了萧红、艾青、萧乾、何其芳、刘白羽等后来成为名家的作品集。改革开放后，他作为《收获》杂志的主编，勇敢地发表了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振聋发聩的惊世之作。巴老前后近七十年的编辑生涯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中国出版界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几位《十月》杂志的创办者，深受巴老的关爱。1981年，《十月》创刊三周年之际，巴金发表了《致〈十月〉》的文章，热情鼓励我们。他说：“《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但它并不是一出现就光芒四射，它是逐渐改进、越办越好的。刊物是为读者服务的。用什么来服务呢？当然是用作品。读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发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编辑同志的功劳越大……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刊物要是不能经常发表感动读者、吸引读者的好作品，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不能团结好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大家都有责任……”
我个人作为一名编辑、译员、散文作者走上文学道路，这辈子深受作家兼翻译家、编辑家巴老的影响。我忘不掉年轻时寒夜拥被阅读巴金作品时感到的他那种炽热澎湃的激情；也难忘上大学时经常钻进图书馆，从密密麻麻的书架上淘寻巴金作品的渴盼之情；更铭记1983年秋天《十月》创刊五周年之际，我作为刊物负责人，站在新街口外小西天内部电影院前迎接巴金前来参加我们盛会的欢欣情景。那次，主管电影的领导陈荒煤同志批给我们《十月》杂志一部尚未公演的外国电影，以此招待在京的作家们。那时适在北京的巴金，在女儿李小林陪同下莅临我们的晚会。他老人家与熟人打着招呼，慢慢走到放映室，坐在作家们中间看电影，慈蔼随和，平易近人。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亲见巴老祥瑞的容颜。那次晚会因巴老的出席而增添了无上荣光。
我所以能在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编发、出版了像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宗璞的《三生石》、蒋子龙的《开拓者》、王蒙的《相见时难》、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黄宗英的《大雁情》、王星泉的《白马》等众多深受读者欢迎、荣获全国多项奖励的作品，并因而在1984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所以能够用整整三个月时间，无偿地耐心帮助不认识的广西卖药材的妇女阙小兰修改、润饰她的长篇小说《爱人》，还推荐它在《长城》杂志上发表并出书，其中就要归功于巴金无私的精神对我的感召和导引。
1935年，巴金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申报》上发表的《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中说：“在我们这里学问依旧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品，无论是科学、艺术、哲学，只有少数可以窥它的门径，一般书贾所看重的自然只是他个人的盈利，而公共图书馆也只以搜集古董自豪，却不肯替贫寒青年作丝毫的打算。多数青年的需要就这样地被人忽略了。然而求知的欲望却是无法消灭的。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地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动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们的利益……”随即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工作，文化生活出版社将编选严谨、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的数百种读物，送给中国广大青年。在国统区那样艰苦的年代，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一种关怀大众、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怎能不使今日那些只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的出版商们感到汗颜？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规模最大，印的册数最多。从1935年11月到1949年底，共出书160种之多，推出了近百位新老作家的创作。那套丛书中不仅有鲁迅、茅盾、王统照、郑振铎等名家的佳作，还推出了一批包括上述萧红、艾青等人在内的文学新人们的代表作、处女作，如张天翼的《清明时节》、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航线》、萧军的《羊》、端木蕻良的《憎恨》、丽尼的《黄昏之献》、陆的《海星》、欧阳山的《生底烦恼》、荒煤的《忧郁的歌》、卞之琳的《鱼目集》、臧克家的《运河》、李健吾的《咀华集》、唐的《投影集》、李广田的《银狐集》、陈敬容的《盈盈集》、郑敏的《诗集》、穆旦的《旗》、邹荻帆的《木厂》、舒群的《秘密的故事》……巴老是中国文苑里耕耘最辛勤、最能任劳任怨的楷模。他亲手扶植、推出了一支庞大的文学队伍，组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1］，出版了世界上一批大师级的精典作品，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父与子》、《猎人笔记》，契诃夫的《三姐妹》、《樱桃园》，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高尔基的《阿托莫夫一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大卫·柯伯菲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勃朗特的《简·爱》、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两兄弟》……可以说，巴金主编、出版的译作，培育了中国作家的成长，丰富了中国读者的文化生活。那时如果没有这批译作问世，中国文艺家们的精神营养，将是多么贫乏！
巴金在创作上、译作上、出版工作上的巨大业绩，使他成为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编辑界旗帜性的人物。
20世纪90年代初，有感于一批具有文学才华和创作潜力的年轻作者出第一本书之艰难，我和崔道怡、高洪波、雷达等人在冯牧、袁鹰、张锲等同志领导下，学习巴老出版“文学丛刊”推出新人的方式，萌生了编辑、出版“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至今已出了7卷81部，推出了一批文学新星，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集子。如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当代文坛的骨干力量，如徐贵祥、红柯、王跃文、何向阳、王开林、石舒清、姜贻斌、熊正良、叶弥、艾伟、赵翼如、桂苓、彭学明、陈继明、沈嘉禄、王观胜、沈苇、路也、白连春……这套丛书为新世纪文坛输送了新鲜血液，壮大了当今的创作队伍。
在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我以前辈编辑家为榜样，努力在文艺园地里辛勤劳作，做发现新人、扶植新人的园丁。亲人们见我整日伏案工作，放弃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说我过的是一种枯燥、单调、苦行僧式的生活。其实，我是乐在其中，编辑工作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当我在四川峨嵋山顶上看见成都市一个团小组旅游休息时围坐在树荫下热烈讨论着我编的文学作品，当我在西去的列车上听到旅客们围在一起谈论着根据我责编的小说拍摄成的电影，当我在内蒙古草原上一间牧羊人的小屋土炕上看到摆着一本被读烂了的、我们编的《十月》杂志时，我深深意识到编辑工作对构建精神文明、熏陶读者情操的巨大意义。
根据我自己的编辑经验，一部文学作品的广泛流行，关键在于广大读者内心的需要。读者读了你的书受到了感动，就迫不及待地在亲友之间奔走相告，辗转推荐。这种自发的民间传播，是比媒体炒作更具有威力的宣传。所以，我常关注着大多数群众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兴趣、他们的爱和恨。我细心地把群众的情绪、心愿采集、聚拢起来，储存在我心里，然后和作家们商量，请他们写反映这种读者愿望和需要的作品，或者想方设法在作家来稿中找一个合适的载体，把群众的心声加以强调、集中地补充进去、表达出来。凡是我这样编出来的作品，大都能深入人心，感动读者，迅速流传开去。
如今我已年过七旬，两鬓斑白，但仍愿竭尽余生，发挥余热，做好一名年轻作者、优秀文学作品的发现者、鉴定者、扶植者、推广者。
世纪伟人巴金说得好：“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架设一座从作者此岸通向读者彼岸的金桥，是我终身的志向、奋求的目标。
注释：
[1] “译文丛书”前期由黄源主编，抗战爆发后黄源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之后就一直由巴金主编。
（作者单位：北京出版社）
（责任编辑：关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