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卓越的出版家宋原放
作者：宋 存
一
我与宋原放同志相识并在他领导下工作，始于1952年。那年我从部队复员，进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大区撤销后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科做版式设计。当时，宋原放是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是著名语言学家叶籁士。社里上上下下都亲切地叫他们“老宋”、“老叶”，从不以职务相称，此风一直延续至今。想当年，老宋英俊有为，风华正茂，年仅29岁；我刚刚入门，更是年轻，只有19岁。时光易逝，一晃过去了五十多年，而今物是人非，不禁感慨系之。
1952年年底，叶籁士同志奉命调京，老宋接手主持华东人民出版社的工作。1979年他调任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开始是副局长，后来是局长、党委书记），仍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直至1985年离休。从1951年3月建社起，他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达三十余年。在此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图书，并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有声誉的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书路子和出书格局，以及该社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大都是在宋原放同志的领导下形成的。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向，一手抓政治理论读物的出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一手抓学术著作、研究资料的出版，广泛联络学界的专家、名流，为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不遗余力。
多年的苦心经营结出了累累硕果。在政治理论读物方面，印数在100万册以上的达四十余种，如《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印行1 800万册，《政治经济学教材》1980年已印1 492万册（现已近1 900万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印了700万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印了668万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印了548万册，《塑造美的心灵——李燕杰报告集》印了422万册。在20世纪50—60年代编辑出版的“思想修养丛书”、“党的基本知识丛书”，每本印数大多在200万册左右。
在学术著作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不乏皇皇巨著。据我记忆所及，学术价值较高的有《李亚农史论集》，杨宽的《战国史》、《春秋史》、《西周史》，林剑鸣的《先秦史》，吕思勉的《读史札记》，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全增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龚育之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高清海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等。历经20年的辛勤耕耘，于2001年出齐的白寿彝主编的巨著《中国通史》（13卷22册），也是老宋在位时拍板确定的选题。2004年出齐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作者都是擅长研究某一朝代的一流史学家，其编辑出版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50年终于完成。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资料，如卷帙浩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10套，每套8册、6册不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有《义和团运动》、《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多辑），《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及《荣氏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金城银行史料》等。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对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是决不会耗费精力和资源大量出版这些没有什么轰动效应的学术著作和资料书籍的。宋原放同志认为：“真正的学术著作是高质量书籍的同义语，代表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精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期盼和追求的，就是通过出版书籍保存和发扬这种文化精华。那些资料书籍，一般读者不会感兴趣，而对研究者来说却是难觅的宝贝，是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的有力支持。据杨振宁先生称，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美国造就了200个博士。对此话当然不能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但它却说明这套书在美国学界受到的重视和产生的效应。又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出版后广受好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都极力赞誉，认为对史学界功德无量，可以省却许多查考的工夫。此书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梁方仲教授，他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搜集相关资料，把散乱的数据加以汇总、考辨、梳理、编纂，做成表格，详加注释，付出了很多艰苦，方才形成初稿。成稿后，作者因有教学任务，不能专注于此稿，断断续续修改、补充了五六年。出版社着急起来，为了加快进度，在老宋的支持下，特派一位历史编辑赴广州，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与作者一起打磨了半年多，于1963年春节前最后定稿。但好事多磨，书稿因内容涉及疆域边界，有关领导部门不敢定夺而搁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面世。此时梁方仲教授已经病逝，竟未能见到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成书。
二
宋原放同志的远见卓识不仅表现在出书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在培养和爱惜人才上。他深知要办好一个出版社，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和干部队伍是关键，是根本。而出版社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水平参差不齐，少有现成的符合要求的理想人才，需要花力气、有意识地培养和锻造。他明确地提出：“出版社既要出书，又要出人。”在建社初期叶籁士同志还任社长时，他就主动请缨分管全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培养工作。从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社里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如：
（1）规定每周半天学习政治理论，半天学习业务。
（2）举办讲座，学习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每周两小时，一年学完。
（3）指定老编辑对新编辑传帮带，在处理书稿中，要求后审指导前审。
（4）提倡练笔、撰文著书，创办了内部刊物《出版业务》（老宋自任主编），提供发表园地，并用以交流经验，促进业务建设。
（5）鼓励编辑人员加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各个学会，参与本市和外地的有关学术活动。
（6）送干部到党校学习，到大学听课。老宋曾率领哲学、历史编辑室的一些同志听冯契教授讲中国哲学史，每周一次，坚持了半年多；还与几位编辑去听刘大杰讲中国文学史，夏承焘讲古典诗词。我自己也在1956年到复旦大学旁听了一个学期政治经济学课程。
（7）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如冯雪峰、华应申、陈原、蒋学模、李平心、胡厚宣、顾廷龙等来出版社作学术讲演，60年代初还请了蒋天枢来开办《诗经》讲座。
（8）组织编辑人员到新华书店做营业员，直接接触读者；到工厂、农村作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参与有关领导部门主持的编写教材、宣传先进典型等工作，提高活动能力和写作水平。
（9）新来编辑人员，先到资料室、校对科工作各半年，以熟悉本社藏书和校对业务。
（10）一旦出版了差错较多的书，就人手一册，发动全体编辑人员查书，找出问题，开会讨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事不对人，共同吸取教训。主要是为了养成一种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