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为出版科研作出贡献的开拓者
作者：方厚枢
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科学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王益同志曾在《出版工作》发表的文章中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在世界上影响甚大的国家，对出版、发行的学术研究工作落后的现状是相当惊人的。”他明确指出，这种落后表现在“五个没有”:一是没有出版学院，甚至在大学中也没有出版系；二是没有出版发行研究所；三是没有出版过讨论出版发行工作的学术著作；四是没有公开发行的讨论出版发行工作的学术性刊物；五是没有社会公认的出版发行的专家学者。这“五个没有”，“对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工作质量的提高，出版人才的培养成长，都非常不利”。
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一节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充实印刷技术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 1985年3月21日，经过国家出版局和有关方面的积极筹备，并报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从事出版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1989年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边春光同志于1987年8月出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二
春光同志长期在出版领域担任领导工作，不论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岗位上，还是在此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和国家出版局的局长岗位上，他都十分重视出版理论研究工作。
1987年3月20日，中国出版科研所在福州召开出版研究规划会议，交流出版科研的初步经验，讨论出版科研的近期规划和长远设想。在这次会上，春光同志说他是怀着学习的愿望，就加强出版科研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提出几点建议。他在会上着重讲了三点：（1）出版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2）当前需要研究的若干实际问题；（3）加强出版科学研究的几点建议。在谈到出版科研的重要性时，他说：“出版科学研究在整个出版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出版界没有把出版理论研究开展起来，因而工作往往会处于不自觉状态。在出版工作得到很大发展的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合理地发展下去，理论研究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迫切问题。我们应当明确评价出版工作，不仅要看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还要看出版研究理论著作的水平，因为只有系统的理论指导，才能推动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春光同志还提出：“坚定不移地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使出版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所指引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这就是我们进行出版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他联系近几年出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强调出版科研应当密切地联系实际，“既要研究正面的经验，也要研究反面的教训，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全面些、更深刻些，使我们付出代价而得到的经验教训变为推动我们的出版工作更健康地向前发展的力量”。
从1987年8月到1989年12月，春光同志在中国出版科研所担任所长的时间近三年，他始终饱含着对开拓出版科研新局面的热情，带领全所同志在制订科研规划、建立科研队伍、召开出版理论研讨会、组织编辑出版专业书刊、推动各地开展出版理论研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果。但春光同志认为，现在正进行的出版科研主要还是打基础，有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够有希望走向未来。未来的科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了长远的目标才能够激励我们做好当前的研究工作，又激励人们放眼未来。我们的出版科研工作就是要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以实践为基础，又要引导实践前进。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要求把出版科研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干它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将会有丰富的科研成果奉献给广大的出版工作者，科研的成果将会变成推动出版工作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
春光同志在出版领导岗位上多年辛苦，健康情况一直不好，他的心脏病从1979年开始已经多次发作，经医生及时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他来到中国出版科研所工作后，却将自己的病情置之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出版科研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外出调查，经常超负荷地工作。1989年11月底，他为开好一次全国出版科研会议作准备，到陕西、河南两省调研。他同两省的新闻出版局和22家出版社，以及两省新华书店、外文书店的同志进行座谈讨论或个别访谈，了解情况，搜集材料，往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次调研历时20天，返京后他又顾不上休息，忙于整理资料，思考问题，最后写成了有情况、有分析又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调研文章：《当前出版工作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谁也没有料到，这篇调研文章竟成了春光同志的绝笔。1989年12月29日上午10时45分，边春光同志因心脏病猝发，倒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他带着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一片深情，带着对出版科研工作的宏伟设想和深远期望走了，终年64岁。
三
我与春光同志同年同月来到中国出版科研所，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对当年大家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记忆犹新，尤其是1988年，春光同志倡议和指导了创办《出版参考》和编辑出版《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的工作。
1． 创办《出版参考》半月刊
春光同志对出版信息十分重视，他认为信息是进行出版研究的一种重要资源，有了信息，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考，打开思路，分析比较，作出恰当决策，以减少盲目性，增加自觉性和主动性。因此，他提议编辑出版一份信息刊物，经研究后决定，这份刊物定名为《出版参考》，由我担任主编。在研究刊物的编辑方针和主要内容时，春光同志提出，这份刊物的刊期要短，刊载的出版信息和文章也要短，但反映信息的面应该广泛一些；刊物既要反映成绩，也要反映出版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某些不良现象；对于国外出版动态和港台地区的出版信息，篇幅不妨多占一些；在文风方面需要注意实事求是，不讲套话、空话、废话。
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参考》半月刊于1988年3月1日创刊。初创时期，每期16开8面，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于刊期短，能及时反映国内外出版信息和各种动态，逐渐受到出版界特别是出版社编辑出版人员的欢迎。
2．编辑出版《中国出版人名词典》
1988年初，中国出版科研所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发起组织编纂《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出版界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当年4月，由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科研所，部分中央级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派代表组成的《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编辑委员会成立，边春光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我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的冯玉墀、宋孟寅同志担任副主任，4月17日至19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了编委会。
边春光同志在17日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说，编辑出版一本全面反映我国出版界人物的 《中国出版人名词典》，在我国出版史上还是头一次。这项工作不论对于向国外广大读者介绍我国出版界人物，还是对于出版界自己相互了解都有重要意义。过去不少同志反映，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不受重视，其中有社会原因，也与我们自己对出版工作和出版工作者所作出的贡献宣传不够有关。现在通过这本出版人名词典的编辑出版，不仅反映了我国出版队伍中人才资源的状况，也借此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就和编辑出版人物的业绩和作用，它是研究和加强我国出版队伍建设的重要资料。
《中国出版人名词典》在全国出版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历时一年多完成编辑工作，1989年12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全书二百三十余万字，共收录全国出版界人物10 954人，以当代人物为主，适当选收部分近现代有一定贡献和成就的出版界人物。收入这部词典的人物中，有早年参加编辑、出版工作，后来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或者著名作家、学者；有长年默默地“为人作嫁衣”的编辑；也有大量长期从事图书出版、校对、装帧设计、期刊编辑，以及出版科研、书刊印刷、图书发行、出版物资供应等各方面的人员。他们中被评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有9 757人，占收入词典总人数的89%。其中包括编审1 174人、副编审5 721人；译审88人、副译审330人；研究员107人、副研究员294人；教授228人、副教授465人；高级经济师158人，高级会计师103人，高级工程师654人，等等。这部词典可以说是汇聚了我国出版界的精英，为后人了解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人才的资源状况留下了一份准确的历史记录。
四
经过各方面二十多年的积极努力，我国出版科研工作长期落后的面貌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对王益同志过去在文章中历数出版科研“五个没有”的状况，不仅可以响亮地回答“现在五个都有了”，而且在每个“有”的内容方面，都可以举出不少具体的事实和成果来说明。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所属的唯一的国家级出版科学研究机构，承担着我国出版业的基础理论、宏观决策、发展战略、学科建设、出版经济、国际出版等方面的研究任务。20年来，中国出版科研所的所址先后搬迁过六次，从最初的几间平房起步到2005年搬进新落成的出版科研大楼。出版科研所的科研队伍、科研条件、科研手段和水平，也比20年前有了巨大的变化。
200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为我国出版科研事业作出开拓性贡献的边春光同志离开我们也有16年了。回望20年前出版科研所起步时期的状况，喜见今日出版科研所的新面貌，春光同志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