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还原历史情境 真知相伴而生
作者：李惠敏
作者的考察视线定位在《大公报》为中国现代文学所提供的独特的文学空间，试图通过这文坛一隅，动态地展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在对原始报刊考古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作者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研究空间，在“寻觅和追问”中，最终寻找和发现了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的“存在方式和意义”。不仅如此，在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中，还揭示了一些以往在文学研究中被有意无意遮蔽、忽略的因素，彰显了其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本书择取1928～1948年“新记”《大公报》时期的几个重要文学副刊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四个不同时期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进行了考察和论析，不仅对于文学历史现象有许多新发现，而且对于一些已然熟知的文学现象提出了不少新颖的创见。
在一般的文学史著述中，吴宓都是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以新文学的反对者形象而存在的，本书第一章通过对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考察，指出此时的吴宓，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提倡旧体诗词创作，使《文学副刊》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新文学创作园地；同时，又刊发(甚至直接撰写)文章，评介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家作品，从中可以看到吴宓对新文学态度的转变。不仅如此，《文学副刊》时期，吴宓不但组织了清华大学诸多教授学者为之写稿，而且也培养了一部分学生成为《文学副刊》的特殊作者。这种编辑传统，在后继者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文坛上最辉煌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它形成了京派作家群，它还引发了京派与海派之争，这些都凸显了其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地位，因此，这也就成了考察《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最为重要的章节。
此前，对于沈从文所引发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研究者已经涉猎很多，论述颇详，高恒文在《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一书中，更以“一个副刊 一场论争”一章的篇幅加以探讨。然而，在人们似乎已经做足文章的地方，作者却有着独特的发现和见解。谈到这场论争，一般都把沈从文发表在《文艺副刊》上的《文学者的态度》作为挑起论争的标志，对此，作者指出，其实类似的观点在此之前的沈从文的批评文章中已经表述过，只是没有《文学者的态度》所引起的反响强烈，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此时是《文艺副刊》的主编，“站在这样一个位置而立言，就比三年前的发言更引人注目，也更具有实质意义”。这就是把这篇文章放回到沈从文主编这个刊物的历史情境中的研究效果。
再有，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本书不仅以翔实的资料论及“文艺副刊”与京派作家的现代主义诗作，而且在与上海现代派诗人诗歌的对照中，展示了北平这道“独特的现代主义风景”。作者指出，正是依托《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诗歌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中奏出了强劲而又独特的音响”。
以往研究京派作家，把1937年8月《文学杂志》的停刊作为京派历史的结束(见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本书则通过史实的勾勒，让我们看到了在抗战时期，京派作家虽身处四面八方，却因《大公报·文艺》的复刊而再次聚首，并呈现出新的面貌。不仅如此，在抗战胜利后，他们又重新聚集在平津文坛，虽没能重现昔日辉煌，但依然试图超越政治，保持文学的独立意义。直至1948年底，《大公报》的津、沪两版《文艺》和《星期文艺》以及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在北平主编的文学副刊全部停刊，京派才完成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最后谢幕。
本书论从史出，通过钩沉大量的史实、资料来还原历史情境，在此基础上立论判断，既给人以鲜活的历史感，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新颖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