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从科学管理到人本管理
作者：孙汉生
王云五在企业管理上开中国时代风气之先，受邀到各大学和企业演讲科学管理方法。然则，商务的辉煌，全赖科学管理吗?值得深思。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介绍，科学管理(泰勒制)“加强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使工人处于极度紧张的劳动之中，大批工人由于早衰而被解雇”。看来，仅凭科学管理是无法实现出版业的辉煌，因为出版业是由亿万个文字、字母、符号精确组构的，在科学管理之下紧张早衰的编辑创造不出精品。编辑需要自由，尤其是中国编辑。台湾管理学者曾仕强(《中国式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有言“现代中国入学习西方管理之后，深觉压力强大而支撑不住，这时候为什么不回顾一下，我们原本是一个相当悠闲的民族”；中国人讲究“一切顺其自然”，“太极的自然流行状态”。
果然，王云五在商务推行科学管理，方案一提出，就被泼了一头冷水，被迫收回。据说，遭遇反对的第一条导火索就是打卡制度。编译所里200号人物全是文人，闲适自在已成习惯，忽然要求像钟摆一样做机械动作，如何受得了?时过80多年，就我们所在环境看，编辑部里要不要打卡，仍在争论不休，虽有打卡机在，形同虚设，大家不以为怪，“我们原本是一个相当悠闲的民族”。本书作者徐有守运用西方称为X理论的管理学说进行分析：“关键原是这套制度太过科学化，也太过精确切实，使潜藏在丁作人员人性深处对工作所要求的某种程度的弹性和模糊，对自身希望可以获得的某种程度的懒惰和宽松，几乎完全被消灭了。”“人性中永远存在一定程度的好逸恶劳劣根性。”
遭遇反对以后，王云五对实施科学管理受阻有两点反思：“我因求治过急，于信誉未孚之时，一举而图贯彻全部，遭遇反对，亦固其所。”“科学管理之主要对象有三，对人，对物，对财并重，然能起而反对者仅为对象之一之人，其他二者固可由管理部自由处置。”(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转引于本书)王云五“考虑再四，出人不意，自动撤回全案”。可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不屈不挠不退却的人，怎么肯真的就此罢休呢?他只不过采取了以退为进、屈蠖求伸的迂回策略。基于上述第二点的反思，“他改采先对事物与对财务两方面逐步施行科学管理”。
真正全面推行科学管理是在商务遭受“一·二八”战火的灾难以后。日本人为了打击我中华民族精神，毁灭中华文化，蓄意炸毁商务印书馆场馆设施和其所属的东方图书馆(中国当时藏书最多的地方)，商务遭受灭顶之灾。可是商务人没有垮，以王云五为代表的商务人“更倍增维护民族文化的斗志”，“民族自强精神和企业责任感使他的血液沸腾了”。灭顶之灾之后的商务没有如日人所愿从地球上消失，不仅得以复原，还发扬光大，超越灾难之前的成就。其原因是科学管理还是高昂的民族精神?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到底孰轻孰重?科学管理于物、于财无障碍，却受阻于人。“一·二八”的灾难，让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矛盾由劳资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上来，王云五推行科学管理中人的障碍自行消失，或者自行减轻。
王云五时代，“人本管理”的概念还没有问世，但是，中国人的人性观念与人本管理的思想基础(Y理论)比较接近，王云五在管理中自然暗合了人本管理思想，如果借用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的说法，称为“修己安人”更为确切。就个人而言，王云五更多的得益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涵养而不是科学管理。王云五虽然熟读《大英百科全书》(那时没有中文版)，西学超过国学，但也遍读经史，骨子里仍不失为一位传统的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不是攫取财富，做个大老板。实际上他不是商务大股东，也就不是老板，而是受聘于董事会，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职业经理人。作为大企业的领导人，功成名就，身后却并无余财。“根据长期观察，他似乎从来也没有想让自己发财，他是那种不热衷于自谋富裕的人，他永远是一名好名的书生”。他的自我定位和工作目标，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为大众教育的普及而奋斗——《万有文库》的目标定位是让全国各地低成本、便捷地建立起小型图书馆，让平民百姓都有书可读。有言为证我创编《万有文库》的动机，一言以蔽之，不外是推己及人；就是顾念自己所遭遇的困难，想为他人解决同样的困难。(王云五《创编<万有文库>的动机与经过》，见《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转引于本书)
不知道当年王云五学习科学管理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就我们所知，便是“推己及人”和“反求诸己”的内省功夫和涵养。《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虽然后来很成功，给商务带来巨大利润和长久品牌，也使王云五本人誉满天下。但据他晚年回忆，当初是有一场惊险的，属侥幸成功。“我当时只知编书，不懂营业，尤其不懂科学管理方法。所以冒险大量印行”。当时有位盛桐荪先生委婉谏阻却未听，“一年后我担任总经理，首先出国研究管理方法，方发现我在当时决策的错误，归国后，常常引此事以自责”。(《王董事长对台湾商务印书馆全体同仁专题讲辞》，全文载于本书)这件事从反面体现了一位企业领导人对“人”的尊重和对“己”的修持。
商务印书馆从创馆之初就有良好的人才环境，四位印刷工人创业，自知文化水平不够，不断延揽文化名人入馆主持馆务。最可感佩者，编译所所长(总编辑)高梦旦自知只通国学，而不如王云五之学贯中西，坚请王云五自代，而自己乐居其下。徐有守先生赞曰：“为求有利书馆前途发展，竟不惜牺牲一己身份地位而委曲一至于此。这种古道热肠与无私无我的精神，实在是商务印书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云五用人，可谓“取法乎上(指前任)，犹有过之”。王云五说，“我什么人都能用”。书中介绍，他在商务任编译所所长(总编辑)和总经理期间，引进了大批深孚时望的人才，这些人后来无一不成为社会栋梁；首创“大编辑部主义”，以契约方式聘请馆外文化学术团体著名学者为编审人员，一个“大学丛书委员会”几乎将当时国内学界各学科权威学人网罗殆尽，如蔡元培、胡适、冯友兰、马寅初、李四光、竺可桢等，尽为所用；他到日本和欧美考察学习科学管理，同时招兵买马，邀约了多名留学生回国到商务工作；到台湾后，他延揽去商务编辑部门任职的人，大多是他亲自从博士硕士中挑选出来的新起之才，这些人后来也无一不成为台湾社会栋梁。这些栋梁之材，本身就成为商务的品牌和活的广告。
科学管理虽然重视员工培训，也讲究特定的专长用于适合的岗位，但与这“古道热肠与无私无我的精神”相去甚远。有这份精神，什么人不能用?什么人又不乐为之用呢?这才是以人为本，这份精神才是人本精神，人本管理首先是管理者的“古道热肠与无私无我”。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