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现代出版与出版本质
作者：蔡学俭
我国古代出版，谋义而不谋利，历代帝王主持或支持编纂出版皇皇巨著，其目的是寻求治国御民之道，讲究经世致用，不惜耗费巨资。民间刻书者也就是出版商，自然在商言商，要赚点儿钱，才能维持再生产。但通观出版史，未见有多少富商巨贾，倒是有许多像明末清初毛晋这样因刻书而毁家的事。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基本上为贵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所掌握，与平民百姓关系不深。商品经济的出现促使文化向下层普及，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才逐渐加强，书籍的需求量也随之扩大。
中国近代出版，一个显著特征是既讲义又讲利，用邹韬奋的话说是既讲文化性又讲商业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便是著名的例子。计划经济时的出版，十分注重社会效益，但也不是现在有些人说的完全不讲经济效益。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出版社，事业单位也好，企业单位也好，经营方针是薄利多销、以书养书，靠政府资助的是少数，多数能够自负盈亏，还向国家上交利润。当然这是垄断体制下形成的，谈不上面向市场。
现代出版是近代出版的延续和发展，是高科技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特点是，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出版的产业趋势越来越明显，出版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现代出版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出版外延扩大，多媒体与跨媒体融合形成出版主流。国际化出版成为令人关注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出版的商业性更加凸显，市场运作是出版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现代出版是否改变了出版本质，还要不要讲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用经济性取代文化性。出版转制中有论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国出版转制作为一种企业同样应该如此，并认为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的提法已经过时。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是，西方出版业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文化价值。西方主流媒体竭力追求维护西方价值观的社会效益，不遗余力地推销其价值观。出版从古代到现代，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到数字印刷，载体伴随技术发展出现了很大变化，商业性在加强，但同时商业性与文化性交融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互联网是高科技的产物，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网络歌手等网络文化热迭起，说明高科技进一步促进文化走向大众，也更加密切了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文化性与商业性这两个出版两重性的本质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两者的结合在加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十分欣赏中锋同志的这部著作。书名《文化关怀中的现代出版》就体现了现代出版中的文化取向。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这部书是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观照现代出版。”全书38篇文章，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某些出版问题”(后记)。谈出版产业，要注意“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价值维度”；谈出版转制，强调它“离不开固有的文化特性”；谈职业精神，要体现它“与先进文化的内在协同性”；谈编辑工作，要重视“编辑的人文关怀”；谈选题策划，不能忽视其中的“文化价值取向”；谈品牌营销，要注意“文化动作”。如此等等。
作者并没有轻视出版的经济性，许多地方提到市场对出版产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怀着一种忧虑的心情，注意观察出版产业迅速发展情况下出现的忽视文化取向的种种问题。例如，否定出版工作的特性，忽视甚至主张取消社会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滋长低级、媚俗倾向，背离诚信等职业道德。作者将这些表现归因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出版社在文化建设上出现了价值的自我迷失”。不仅如此，这种“价值的自我迷失”还将制约、影响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作者引述日本小田一博所著《出版大崩溃》中的若干材料后，做了这样的分析：“对市场的时尚的亦步亦趋扭曲了原本的文化教育和文化追求；文化变成了对市场和时尚的讨好与追求；出版对阅读口味视野的引导，变成了对读者偏好的迁就和附合。读者的口味愈下降，出版就愈迁就，长此下去，读者和出版者的素质都会下降，社会文化也会日益滑落。”这不是杞人忧天，这些警示应该引起出版界的高度重视。
现代出版中的文化关怀或者文化关怀中的现代出版，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对现代出版，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种种解读，并本着这种解读去实践，但其前提必须是实事求是地按照出版的本质去认识出版，科学地探讨出版固有的客观规律。出版是一门科学，我们要科学地对待出版，包括科学地认识出版和科学地实践出版。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主观片面是科学的大敌。
中锋同志正值壮年。他勤奋好学，长于思考，善于以小见大，从一些看似细微的“小”事中概括出发人深省的“大”道理，书中多处可见这些笔锋常带理性的分析和见解。他是我省一位崭露头角的出版科研新秀，衷心祝愿他今后做出更大的成绩。
2005年6月11日
(作者单位：湖北长江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