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乔木同志的一封信
作者：文洁若
这封信的第二段，耐人寻味。当我于2000年7月7日因对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日本外务大臣的表彰，并在2002年11月3日荣获日本政府授予的勋四等瑞宝章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乔木同志对我的关怀。
下面，简单地讲一下经过。
进入新时期后，我认识的几个人(杂志社的、电影界的)纷纷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深造，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经费。当时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副编审，出版社隶属于文化部，于是，1982、1983、1984年，我再接再厉地向文化部掌管此事的吕志先同志提出申请。1984年10月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事口的小朱，看到我那副满有把握的神态，提醒我道：“你别高兴的太早啦。明年，你还是没有希望。”
其实，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编辑早就给我泼过冷水，他曾说“文化部有那么多人争取这个名额，哪里就能轮到你呢!”
然而，我认为自己对翻译、介绍、编辑日本文学作品，是颇有业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成立时，会日文的除了社长楼适夷，就是我这个小助编。就连我在整理科丁作的那几年，偶尔有投稿，也由我加班加点来审阅。1955年1月，我被调到亚非组去抓日本文学。由于苏联东欧组不肯放，最终没去成。老编审张梦麟从中华书局调来了，正式开展工作。1958年11月，张梦麟病倒了，这才由我接替。“文革”前，工作容易开展。除了向周作人、钱稻孙两位泰斗组稿(日本古典文学《枕草子》、《万叶集》等)，就是抓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的革命文学，看看日共的《赤旗报》就行了。
改革开放后，工作繁重多了，光靠在北京图书馆看书借书，绝对完成不了任务。到日本进修一年，乃是当务之急。我问小朱：“为什么我没有希望?”
“嫌你年纪大呗。”
是啊，1984年我已经57岁，转年去不成，就该退休了。
我又问：“那么，谁去?”
“谁的后门硬，谁去。”
我立即想到了我的组长老卢。他的妻子赴日期间，按照日方的规定他可以去探亲，然而由于我方的一些条条框框，迟迟去不成。听说后来走了门路，才如愿以偿。我乘24路公共汽车去找老组长。他听罢，说：“我找的那一位，你又不认识。乔木对你们萧乾那么好，你去找他，不就结啦。”
当年我的精力可真充沛。乘公共汽车，赶回复兴门外大街的单元房。只见萧乾已穿好西服，正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司机班的小谢开来一辆小轿车，已在门外等候了。
我要求老伴儿给胡乔木写封信，并告诉我他的地址。他说：“地址我可以告诉你，信，我不能写。你自己去找他吧。”
我写好了信，准备了一包书，赶到胡乔木家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记得是南河沿一带面对长安街的红墙后面一溜儿平房。警卫马上向胡乔木的秘书通报了。秘书知道乔木对萧乾关怀备至，对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交给首长。”
第二天早晨，奇迹发生了。8点半，文化部的女干部吕志先给我打来了电话：“文洁若同志，你别到处写信了，明年，本来就决定让你去，今天正要通知你的。”
乔木同志这封信是11月18日写的。估计秘书当晚就向他汇报了。次日8点钟，秘书奉命给文化部打了电话。然而我们不便打扰胡乔木，没告诉他文化部的反应如此迅速，所以乔木同志“向文化部吕志先同志去了信，以后又打了电话”。
原来乔木同志的这位秘书就住在29号楼，距我们的21号楼只隔三幢楼。收到这封信后，萧乾写了回信，我再度送给乔木同志一包书(也给了秘书同志一包)，连同萧乾的信，一道送到他家。大人不在家，只有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在过道里跳绳。我把两包书交给了她。
翌年5月，萧乾到武汉去参加黄鹤楼笔会，主办单位送给他三支毛笔，装在精致的匣子里。我想把毛笔送给乔木同志，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萧乾绷着脸说：“乔木不是在信里交代过吗：‘这只是我的正常工作’。送给他书可以，送任何其他东西，都只会把关系庸俗化。”
我没有辜负乔木同志对我的关怀。在日本的一年，连思维、自言自语、做梦都是日文。我结交了好几位大学教授，1986年回国后，成功地为10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拉了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
胡乔木去世后，萧乾于1993年5月28日写了一篇《想当初，胡乔木》，文中提到乔木对吕荧、梁宗岱、刘尊棋、戴望舒等知识分子的关怀。萧乾本人作古后，我听说，他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也是乔木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