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我的编辑启蒙老师
作者：方厚枢
一
我从1943年4月参加工作，到1993年3月退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大约有一半时间从事多种书刊的编辑工作，王仰晨同志就是我当编辑的启蒙老师。
我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困，仅读了两年半初中便辍学就业，于1943年16岁时进了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半年后成为职员(当时商务被日寇视为“敌产”，对外改称“南京书馆”，至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原称)，先后在门市部做营业员、宣传推广等工作。1950年末，商务和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五家的发行部门联合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中图公司总处编的店刊《发行工作》于1951年4月创刊后，我成为该刊的通讯员。当时，我在商务分馆负责宣传推广工作，中图公司总处驻沪办事处编印的《新书快报》是我喜爱的一份宣传品。在阅读了5期后，出于期望它编得更好的愿望，我将这5期中的错字、漏字以及定价、著作人等写错的地方举出50多处，并提出六点改进意见，写了一篇《我对<新书快报>的一点意见》寄给《发行工作》编辑部，很快在第4期和《新书快报》编者写的一份检查同时刊出，并加了编者按语，肯定了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时隔不久，中图公司总处给南京商务来函，调我到北京总处工作(直到40年后，在和仰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我才得知这次工作调动是出于他的提议才得以实现的)。
1951年国庆前夕，我到中图公司总处报到，被分配在人事处工作。当时仰晨同志是人事处秘书兼教育科主任，也是店刊《发行工作》的主编。这本16开、每期近6万字的月刊，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在独立支撑。因此，我来后就成为他的新助手。我由一个对编辑工作一窍不通的基层书店营业员突然进入编辑工作的新岗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我十分珍视这一难得机遇，下决心从零开始，发愤努力。我从来稿登记，往印刷厂送稿、取样、校对、买纸、取书、打包、寄发，到刊物通联工作和寄发稿费等所有杂事通通都干；接着，开始熟悉编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最初，我连铅字大小几号都分辨不清，拿到稿件后不知从何下手。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仰晨同志手把手地教我的情景，他编好一期稿件发排后，就让我到印刷厂，熟悉工人师傅怎样检字、拼版、改版、印刷、装订成册的全过程。我基本熟悉了印刷工序后，他就开始教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他拿了一份来稿先让我试改，然后，耐心地指出哪些地方改得好，哪些地方改得不妥，应怎样改才合适，等等，看我基本上熟悉了各道工序并可以正常工作了，他就鼓励我大胆放手工作，使我从起步摸索阶段进入迈步向前走的新阶段。经过锻炼，打下了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坚实基础，并得出了“干什么，学什么，边干边看边学，舍得花笨功夫”的一点儿体会。仰晨同志言传身教，他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我后来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二
王仰晨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由于家境困难，他14岁起就在报社印刷厂当排字工人。1943年在桂林参加新知书店工作，其后曾在广西日报社(昭平版)、大连光华书店等处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建国后，先后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国际书店总店工作。1956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等职。
王仰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几十年里，先后担任过《青春之歌》、《平原枪声》、《逐鹿中原》、《百炼成钢》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的责任编辑，其中《青春之歌》书稿是在别处两次退稿之后，经他审阅后建议出版的。此外，在现代文学方面，他还经手编辑了茅盾、巴金、曹禺、沙汀、萧红等作家的选集或单行本，以及多卷本的《茅盾文集》和《巴金文集》等。1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污蔑为“黑染缸”、“毒品制造所”，所有出版的图书都被判为“名洋古”和“封资修”的“黑货”或“毒草”，甚至连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10卷本因“四人帮”在全集的注释上大作文章，而不明不白地成了禁书，遭到和“封资修”、“名洋古”同样的命运，在书店里绝迹了。1969年9月，王仰晨和出版社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
1971年3月，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而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鲁迅全集和鲁迅的日记、书信、译文集，鲁迅整理的古典作品等，需要重新整理、增补出版，争取两三年内完成。于是，王仰晨和孙用等六七人从“五七干校”首批被调回北京，准备着手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周总理要送他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为此，总理办公室多次派人要人民文学出版社设法解决，但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10卷本“文革”后已成为“禁书”，不能送给外宾。经多方努力，最后才由鲁迅博物馆从库藏的1938年版无注释的20卷本送出。王仰晨在提到这件事时说：“作为国家的文学出版社，连鲁迅这样一个大作家的全集都拿不出来，这很使我们感到惶悚，更觉得是一种耻辱；书店里一片荒芜，连鲁迅著作也不可得，使我们感到无以对读者。”他经过反复思考，向领导提出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9月向出版口写了请示报告，提出重印1938年版无注释的《鲁迅全集》20卷本的建议。出版口报姚文元后转报周总理同意。由于原纸型已找不到，出版社安排到上海重排印刷，王仰晨便到上海去主持这一工作，在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下，于1973年末出版。与此同时，还将鲁迅著作24种经孙用校勘后，陆续重排出版，外地出版社闻讯后纷纷租型重印，为当时严重书荒下的读书界带来一点儿新的生机。
王仰晨回京重新工作后，为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并多次向领导提出建议，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报告不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是被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而不能实现。
王仰晨所念念不忘的出版一套重新编辑、注释、出版的《鲁迅全集》新版的愿望，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央决定由胡乔木、林默涵来领导并主持这项工作，编辑、注释新版《鲁迅全集》之事，才逐渐纳人正轨，顺利展开。
王仰晨在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中，除担负着庞杂的组织工作外，还参加了定稿讨论、审读注释稿和通读校样等工作。为了保证全集于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出版，他分秒必争，拼命工作，病了也不肯休息。在全集工作最紧张的阶段，他的老母亲患了不治之症，病情不断恶化，他不得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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