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该在的地方
作者：［美］路易丝·厄德里克
指骨镇从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受制于四周辽阔的风景和酷烈的天气，同时也囿于人们普遍抱有的成见：人类的历史不会在这片土地上上演。这场洪水掀倒了上百座墓碑，更伤脑筋的是，大水退去之后，坟墓都塌陷下去，看着就像一个人干瘪的侧身，或是饿扁的肚子。此外，图书馆的水积到三层书架那么深，把按照杜威文件分类十进制系统摆放的书架拉开很大的间距。至于钩针编结织毯和织锦脚凳毯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当然，并不是每位作家都认为有必要确切点明其作品的地域背景。比如，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注：法国当代"新小说"流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小说和电影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代表作有《弑君者》（1949年）、《橡皮》（1953年）、《窥视者》（1955年）、《嫉妒》（1957年）和《在迷宫中》（1959年）等。）、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注：女作家，法国“新小说”的先驱人物，代表作有《无名氏的肖像》、《童年》和《怀疑的时代》等。）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注：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被批评家们称为“元小说家”或“反小说家”，代表作有《白雪公主》和《玻璃山》。）。他们作品的情节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或者说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此外，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搬家是一种很具典型意义的活动。我们大部分人不再如祖辈那样在一个单一的社区长大，就算曾在那里成长，也终有一天要离开它。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中还有多少人住着从父辈、祖父辈，或者兄弟姐妹留下的房子，并且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住下去呢？有多少人会世代居于一地，因而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呢？甚至可以追问，今天还有多少地方能存在那么久呢？我们与这变换不定的社会共同浮沉，淹没在每日涌入涌出市郊城市的滚滚人流中。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轻松便利，借助于“五月花”号或者超级高速公路迁居各地。我们好比游牧部落，有时根据个人的选择，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出于需要四处奔波。就像远古时候的猎人和果实采集者，我们必须到有食物可果腹的地方去——到能提供我们工作岗位的地方去。
如果说，对于有些作家和读者，地域并不是作品的第一要素，那么建立身份认同和共同的所指系统依然非常重要。每个作家都需要他的人物和读者拥有一些共同点。如果变动不居的地域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而作者和读者之间又缺乏共同的地域认同感，那我们该拿什么来缔造一种共同的文化身份？特瓦人一提起桑地亚山，就建立起了属于集体共有的所指体系，而当今的作家能求助于什么来建立这样的所指系统呢？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是被文化中那些也许最低微丑陋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含义简明，倒也别有一种庄严明亮的美感。大众文化把我们与这样一些东西连在一起：各种产品的商标，诸如麦当劳金拱标志之类的符号，讲述泰得·特纳（Ted Turner）（注：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创始人。）和桑德斯上校（Colonel Sanders）（注：肯德基快餐连锁店的创始人。）等平民英雄的故事，以及为了迎合我们四处搬迁的需要而提供各种舒适设备的商人，比如：康拉德·希尔顿（Conrad Hilton）和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注：美国地产和酒店业大亨。）。这些符号也许令我们厌烦，也许使我们舒适，但当我们与它们在文学领域中相遇时，它们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语境。
在虚构作品中，商标和产品表明了人物的经济地位、文化教养、理想抱负，甚至还能说明地域背景。一个小说人物是点一瓶进口的“喜力”啤酒，还是“喜立滋”（Schlitz）啤酒，完全是两码事。从两者的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社会阶层和生活品位。如果他点的是“汉姆斯”（Hamm's）啤酒，那又带有完全不同的涵义了。据说，“汉姆斯”啤酒是用明尼苏达州碧蓝的泉水酿造而成，在美国中西部之外的地方很少见到。再比如，只有极少数北达科他人会开沃尔沃汽车，尽管他们中不少人是瑞典人的后裔。而大多数美国东部高校里的英语教授绝不会选择开“特兰斯—艾姆”（Trans-Am）车。
在巴比·安·梅逊（Bobbie Ann Mason）（注：美国当代南方作家，作品主要关注当代美国肯塔基州的家庭生活。）的短篇小说中，很多人物会用咖啡杯盛波旁酒和可乐来喝；但在劳伯·福曼·杜（Robb Forman Dew）（注：美国当代作家，作品多关注同性恋问题。）的小说里，人们却用大水罐盛牛奶，并不把牛奶从纸盒里倒出来。他们还会把果酱从罐子里舀到水晶玻璃碟里。雷蒙德·卡纳（Raymond Carner）笔下的人物喝一种叫作“老师”（Teachers）的无名杜松子酒，或者喝些便宜的粉色香槟。若换作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注：美国女作家，作品大多描写密西西比河流域小城镇的生活，著有长篇小说《三角洲婚礼》《乐观者的女儿》和短篇小说集《金苹果》等。）的人物，很少会愿意喝这种东西。但是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的小说人物会很乐意喝这种饮料。
以上这些例子虽然只是泛泛而论，但它们体现出我们身边种种文化标签的复杂微妙。如果说执著于它们，甚至热切颂扬这些淹没我们的符号显得浅薄粗鄙，那么请你想象一下，一个没有了足球、电视和家用电脑的美国。这幅萧条景象大概只会在美国经历了某种大规模的恐怖灾难之后才会出现。
今天，我们时刻生活在原子弹毁灭地球的威胁之中。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潜意识里的忧虑，我们的作家要一一记录下身边的街道，细心描述四周的风景，甚至在作品中竭力创造出完全幻想而来的图景。无论我们的市郊是多么单调乏味，无论发展过度的“奇迹里”和购物中心是多么有害，如果它们终有一天要从我们眼前消失的话，那么每一寸景物都显得弥足珍贵。
尤多拉·韦尔蒂在《小说中的地域》（Place in Fiction）一文中这样思索：地域感的消失也许还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这样一种能力——对周遭的事物产生富有人情味的反应。她写道：“无论我们是在现实中还是通过书本了解某个地方，有一点不难想象，一颗炸弹就能轻易抹去那个地方所有为我们所熟悉的痕迹，同时也摧毁了我们所熟悉的感情。我们的认同、记忆、历史、勇气、爱，以及所有吟诗赞颂的本能都无可逆转地、而且是如此愉快地与周遭的地域紧密相连。”
我不知道韦尔蒂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愿不是。我希望人性根植于我们自身，而不仅仅出自我们的环境。我希望即使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地方都难以想象地消失无痕，人性中一些更可宝贵的品质依然能够幸存。
但事实是，这些品质难以幸存，连我们自身也难以幸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幸存，这种灭绝的危险真实地存在于当下。莱昂纳多·路特维克（Leonard Lutwack）（注：美国文学评论家，著有《文学作品中地域的作用》（The Role of Place in Literature）和《英雄小说：史诗传统与20世纪美国小说》（Heroic Fiction: The Epic Tradition and American Nove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文学作品中地域的作用》（The Role of Place in Literature）一书中大声呼吁，对这种危险的恐惧应该渗透进所有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从而为推动地球环境保护助一臂之力。他说；“我们似乎需要一种对地域更加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由美学和生态学的双重价值共同激发产生的，既富有想象力，又能满足实际功用的需要……今天，我们必须怀着当代人对生存的忧虑来审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