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水门事件的最后一章
作者：［美］卡尔·伯恩斯坦
莱恩•唐尼六十三岁，他跟我几乎同时都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报社工作。我们和《大都会报》主编史蒂夫•艾萨克斯所聘用的别的五六个二十来岁的记者被人称作“艾萨克斯的追随者”——尽管彼此之间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但我们却是一群紧密团结的同事。
在凯瑟琳和唐•格雷厄姆1990年选择唐尼继布拉德利成为主编后，伍德沃德和唐尼建立了一种顺畅的工作关系；然而他们几乎不能被说成是密友。伍德沃德完全相信唐尼担任主编的能力，并且跟我一样认为他仗着非凡的才能和卓越的眼光引导报纸度过了美国新闻工作的特别艰难的时代。
唐尼坚持认为报纸应为深喉(不管他究竟是谁)的去世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年，他曾逼迫伍德沃德告诉他深喉的姓名，争辩说目前的主编应该知道我们的消息来源的身份。伍德沃德没有同意。
在水门事件发生时及以后，我们曾要求费尔特允许我们披露他的秘密，始终受到他的拒绝。可是，鉴于他对《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在他去世后让大家知道(为了历史以及正当评价我们的工作)他所起的作用。费尔特似乎同意了。
二月里，在伍德沃德向费尔特的女儿探询费尔特的身体状况后，我推迟了为了阅读伍德沃德的书稿去华盛顿的行程。他说深喉还没有濒临死亡，但年纪已经九十一岁，身体虚弱，他的记忆力几乎完全没有了。
三月里，布科德利告诉伍德沃德说唐尼说得不错：如今到了该告诉《邮报》的现任主编究竟谁是深喉的时候了；那样就可以对报道深喉去世的消息做出适当的规划布置。担任报纸总编助理的伍德沃德心神不安地表示同意。2005年3月3日，唐尼来到伍德沃德在乔治城的住宅，开始阅读书稿。知道深喉就是马克•费尔特，他并不感到意外。在2002年11月，唐尼曾经把一封装在封好的信封里的手写的短信交给伍德沃德。短信上说自从我们在1972年对水门事件报道的初期以来，费尔特就一直在他所列的候选名单的首位。伍德沃德对唐尼的有根有据的正确的猜测不管怎样没有作出回答。
唐尼一贯为伍德沃德所写的文稿进行编辑。他对伍德沃德如何以书的形式起草讲述所有情况提出了不少建议。伍德告诉唐尼他那本书要在费尔特去世后数周内出版，《邮报》上可以刊登一期书稿出版前的摘要，并在那时发布消息。如今回想起来，未经我和伍德沃德出面证实或否认，鉴于在费尔特去世后立刻不可避免地所会产生的兴趣，这是一个荒唐随意的方案。针对费尔特已经做出了太多的猜测。伍德沃德争辩说重要的是说出关系的整个背景情况，哪本书也不会像在费尔特去世后出版得那么快。他生怕如果他们关系的详情以及我们和费尔特的交往以片段的形式刊载出来，很容易受到人家的误会和曲解。
唐尼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邮报》必须在接到费尔特的死讯后立刻作出披露。因为首先，信息可能泄漏出去，他不希望被人抢先报道。其次，既然他已确切无疑地知道深喉的身份，他就不会让一则不包括这条相当重要消息的费尔特的讣告刊登在《邮报》上。如果费尔特的深喉身份在其去世后好多个小时仍然给隐瞒着不说出来，则《邮报》、伍德沃德、布拉德利、我——如今唐尼——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除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外，看来拖延与一项商业方面的提议——书的营销有关，唐尼宣称说他不想参与这一切。他不想推迟公布消息，他说：“这会成为新闻，就是这么回事。“老实说，他无法理解伍德沃德怎么会考虑任何拖延——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法理解。
“你一直说深喉的身份在他死后就会予以披露，“他说，强烈地(也许在这方面是正确地)暗示伍德沃德正与新闻的日常潮流失去联系。
唐尼指示在费尔特去世后，另一个与水门事件的报道全然无关的记者来写报道文章，而伍德沃德则可以就他和费尔特的关系写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不超过唐尼先前阅读过的那篇篇幅很长的文章的百分之十。随后这篇长文可以依照伍德沃德和他的出版商所希望的无论何种时间安排作为书籍出版。
我和伍德沃德在那个星期二的十二分钟内彼此都接到从《名利场》打来的电话；在那之前，我对新近来来回回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我在1977年离开了报社，但我跟伍德沃德仍然关系异常密切。众所周知的那个两个汉子一起呆在一个藏匿场所的故事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但多年来，也有我们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相互商议的时刻。彼此也曾出现一些争执——在水门事件发生时及之后，有些争执还相当激烈——但维系我们之间的纽带仍然十分牢固。我清楚伍德沃德几年前曾经见过费尔特，而且定期得到他跟费尔特的女儿琼往来联系的报告。他们每年要交谈两三次。他说了琼•费尔特许多好话，在整个这段时期一直如此，没有什么变化。
随着《名利场》的文章在报界发布，我们有了新的非做不可的事，唐尼当时正在马里兰州圣迈克尔的一个公司休养所，当伍德沃德与他取得联系的时候，这位主编显然急切地要《邮报》立刻对这项报道加以证实。
伍德沃德强烈表示反对。唐尼是否已经看过《名利场》上的那篇文章？不，他没有。
在伍德沃德告诉我唐尼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来自布拉德利(也许暂时中止的)压力后，我坚持说，“着根本改变不了什么。”《邮报》究竟会由谁来证实一项报道？由布拉德利吗？由唐尼吗？肯定不是我们。
伍德沃德表示同意。难道《华盛顿邮报》真能允许我们背离最最基本的新闻工作原则？我们反复思索。如果我们低头屈服，那就应该受到我们同事的轻蔑。目前新闻工作者为了保护自己的信息来源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难境地，在这种气氛中上述原则特别显得重要。七名记者因为不肯和联邦大陪审团或检察官谈论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士而被认为蔑视法庭，从而面临入狱或罚款的处罚。在过去六个月里，还有数量更大、未被发现的人士被传票传唤。保卫对消息来源保密的原则以及维护我们对费尔特所负的责任，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即使对《邮报》所负的任何其他义务。
我们在挂断电话前同意我们将竭尽所能地去劝说唐尼、布拉德利以及《邮报》不要对《名利场》刊载的那篇报道加以证实。“我要做得合适妥当，”伍德沃德说。“我不知道《名利场》在做这项报道。这当然不会改变我们所订协议的条款。”
可是由于那篇文章与事实显得相当接近——实际上已经到了靶心当中——尽管我们想要装着这颗子弹远未命中目标，但我们两个人都明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不久的将来，假如我们可以被解除我们所作的承诺——不是通过显然头脑清醒的马克•费尔特就是通过他的家人所发布的一项表明他想在其身前揭密的明确声明，我们将不得不证实深喉就是马克•费尔特。
我对伍德沃德说道，“我们可不能当傻瓜，独自呆在一边，否认在所有别的人看来明显不过的事。”我们相信自己是在维护一项基本原则，但却冒着违反另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忠实于更重大的事实的危险；这种过错会损害牵涉到的所有各方：《邮报》、费尔特和我们的名声。也许我们要开始承认一个同样重大的因素的意义：“有控制的时间，也有放手结束的时间。”
我动身前往机场。我要到《邮报》去商讨决策。在飞机上，我打开新的便携式电脑，开始打了下面这段话：
三十多年来，我们始终为被称作深喉的那个线人的身份保密，以遵从该线人——ⅩⅩ的明确愿望。
在那段时间里，他反复表达了只能在他身后我们方可披露其身份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