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走出非洲
作者：朱迪丝．瑟尔曼
这种结合的条件和另外一种创造性结合——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极其相似。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中，仆人承担着妻子的社会角色。他们之间的结合也可以比作母亲和小孩之间的关系。仆人的忠诚使得统治阶级可以享受他们幼儿时期身体上对母亲的依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助是他们权力大小的评判标准。但是，像法拉这样的仆人和像英吉柏格这样的母亲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法拉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关爱淹没泰妮，他只是在适当的距离之外，跟着她，头上戴着条喀什米尔围巾，手里握着一杆上了膛的来复枪。
一个湿漉漉的早晨，轮船停靠在克林底尼港，那天是元月十三号。布罗上船来接他的新娘。港口那时还没有码头，最后一百码是坐着用浆划行的小船上岸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悬崖在骄阳下熠熠生辉。海湾远处，印度洋澎湃的巨浪画出了“一条细细弯弯的白线”，并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蒙巴萨是个非常古老的港口。五世纪时期，它达到了鼎盛期。那时，它是非洲的威尼斯，是斯瓦西里灿烂文化的中心，是繁荣的金子、象牙、棉花以及后来的奴隶贸易中心。后来葡萄牙人来了，劫掠了当地的人口，征收苛捐杂税，贪污腐败盛行，因而毁坏了沿海的商业活动。他们建造的堡垒固若金汤，现在仍矗立在港口边。
城镇狭窄的街道弯弯曲曲地通向海边，沿着海边的峭壁生长着棕榈树和古老多节的猢狲树。房子墙壁很厚，是用粉蜡色的珊瑚石建造的；内院里，相思树繁花盛开，很多家的门廊都是古老雅致的斯瓦西里风格。1914年的汉堡，南开普敦航线的蒸汽船停靠在拉姆的有着大三角帆的阿拉伯船的旁边。这个城市是乌干达铁路线的终点，是一个港口，高地的农产品——亚麻、咖啡、除虫菊和木材——都从这里运往欧洲。它也是当地一个重要市场。在芒果树的树阴下，带着面纱，涂着漆黑眼影的女人在为鸡子和蜜露讨价还价。布商和银器商站在自家门口，把口中咀嚼的胡椒树叶的汁液吐进排水渠里；污浊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鱼腥味和刚出炉的烤咖啡豆的气味。
那天晚上，布罗·布利克森与泰妮·丹森、旺·莱托共进晚餐，他们在蒙巴萨俱乐部度过了那个夜晚。出于礼节，泰妮告诉家人，他们是在她到达的当天上午结的婚，但实际上，仪式是在第二天举行的。区委员主持了婚礼，布罗的证婚人是瑞典的威尔汉姆王子。英吉柏格追问婚礼细节的时候，泰妮说她穿了件山东绸的衣服，那是她在那不勒斯买的，戴了顶非洲“毡帽，”婚礼仪式“轻松、简单，只花了十分钟。”王子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婚礼所做的描述略微详一些：
仪式由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官员主持，他戴了副眼镜，看上去病恹恹的，他衣服太大了……他坐在一张未漆过的木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本法律书、一张油腻腻的纸和一支锈迹斑斑的钢笔。墙是粉刷过的。其中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只豹子头。
“现在我问你……抱歉，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娶这个……”他们都很慷慨地帮助他。新郎肩膀宽宽的，长着一双蓝眼睛，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白色的衣服，自信而从容，但他的衣服好长时间都没有熨过了。她很苗条，身材匀称，深陷的眼窝里是一双聪慧的眼睛，在浓密的栗色秀发下是一张秀丽端庄的脸。式样简单但裁剪合体的晨装看得出来是出一流服装店的做工。一个可爱、高雅的年轻女人现在却远离了那一切。她孤身一人来到这里，来和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同甘苦，共命运。没有家人，没有朋友，除了路上萍水相逢的那一些。
那天下午四点，参加婚礼的队伍和王室随从登上了去内罗毕的火车。领地总督亨利·贝尔菲尔德，让他们使用他的私人专用餐车，美国百万富翁诺斯若浦·麦克米兰先生，打发了他的厨师过来。“婚宴，”王子写道，“是在辘辘车轮声的伴奏下，和车轮猛烈撞击轨道的颠簸中进行的。我们喝着香槟酒，在暑热中寻找一丝清凉。尽管大家都穿着睡衣坐在四出，不过在热带地区那已经是很正式的穿戴了……”
火车沿着海岸边的狭长地带，经过了很多小村落。那里每到黄昏时分，人们围坐在火炉边聊天。火车穿越长满棕榈树和香蕉树的热带低地，朝塔图沙漠攀爬。这里的地面平得像一块馅饼，四周是圆的，起伏连绵的小山丘像扇贝一样装饰在边上。气温凉下来，夜幕突然降临。月亮升起来了，星星——那年的金星位置特别亮——平原地带到处晃动着野兽健壮的红褐色身影。
火车上没有卧铺。奢侈和粗陋的结合，婚礼上的皇家宾客和睡在凳子上的新婚之夜，这正是卡伦·布利克森要在非洲过的那种很典型的生活。好在布罗有先见之明，带来了床单和一条毯子。
宁静的国度
载着布利克森夫妇驶向他们的农场的火车，沿着一条狭窄的轨道向上，朝着广袤、肥沃、气候温和、异常美丽的农场和牧场开去。铁路线把原野分成两半。向东是滨海的潮湿洼地；向西地势逐渐升高成为峭壁，然后又几乎垂直着地到达瑞夫特山谷。这形成了一幅月光下的风景画：地上到处是火山岩、冒着气泡的湖泊、长满荆棘的树木，以及纵横交错的堆满石头的河流。
高地位于海拔五千至八千英尺高的地方，四周是古老的山脉和死火山，冰雪覆盖的肯尼亚峰高耸入云。空气特别清新、纯净。据说，白种人曾为此而陶醉，所以土著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可理喻。英属东非弥漫着情欲；在这里，由于自然条件的严酷，所有文明的枷锁都被打碎了。在肯尼亚，实行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在运送移民到他们的农场或把狩猎者送到他们冒险的目的地的轮船酒吧间里，女人们经常被挑逗性地问到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你是有夫之妇，还是光住在肯尼亚？”
在高地上，一会儿是青翠茂盛的树木和草地，一会儿又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在平原地带，“色彩干巴巴的，陶器般灰暗。”起伏的山丘上，却满是绿油油的大咖啡种植园，交织着田野和树林，再往上的山坡上生长着樟树、黄木树以及高大的竹子这类热带雨林树种。
除咖啡之外，种植玉米和琼麻的经济收益也不错。这里有牲口吃的丰美牧草，因为大部分地区都生长着茂草。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令人惊讶。数以百万计的红鹤在山间的湖泊里筑巢而居；成群的野牛、大羚羊以及犀牛在小山上游荡；大象在干燥的丛林地区繁衍生息；长颈鹿嚼着葱茏的荆棘树叶；猴子们在树林中嬉戏；热带草原上，夜幕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那儿有成群的斑马、牛头羚和瞪羚，他们又会成为猫科食肉动物的美餐。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会有这么生机勃勃、这么美丽、这么和谐而且广袤的景观。第一次看到这一切，人们心中都会油然生出一种对神的敬畏感恩之情。“这是，”正像卡尔·荣格在描绘阿塞平原时所说的，“开天辟地之初一般的宁静，是原生态的世界。”卡伦·布利克森在回顾她在非洲的生活时，曾觉得“那段生活完全可以这么来描述：一个来自繁忙、喧嚣的世界的人，走进了一个宁静的国度”。
布利克森夫妇乘坐的火车行驶在乌干达铁路的主干线上。这条铁路线从蒙巴萨沿着维多利亚湖通向基苏木，打开了白种人到内地定居的通道。1901年这条铁路线建成通车以前，居住在高地的欧洲人只有那些传教士、商人和为数不多的殖民地官员。甚至那些曾为建设铁路线据理力争的帝国主义者也没想到它竟然开辟了一个这么广阔的天地。他们最初的动机是要开辟一条通向乌干达和尼罗河源头的战略通道。
1894年勘察的地形，接着就从印度输入了一批工人铺设轨道。这些英勇的苦力艰难地把铁轨延伸了六百英里。他们穿越疟疾盛行的沼泽，横跨荒芜人烟的沙漠地带，在山间的峡谷上架起桥梁，攀爬过悬崖峭壁，又进入酷热难当的山谷。发热和寄生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还有许多人成了光顾他们宿营地的吃人的狮子的腹中物。这项工程花费了五年时间，耗费了英国政府六百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