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我在巴黎恋爱了
作者：詹姆斯．鲍德温
不，我无法忍受。当我最终售出我的第一部小说时，我领取了我的预付稿酬，直径走向轮船售票处，订了去法国的回程票。
这里我要写一下这件事，尽管它发生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一天晚上，私下放完一场法国电影《恐怖的工资》（The Wages of Fear）之后，我与我的自由主义朋友们呆在一个房间里。有人提出这部电影是否应该在美国放映。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是这部电影涉嫌丑化美国石油公司。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说过什么；我很怀疑自己可能说了很多。我感到就像兔子在蛇面前那样呆住了，不能动弹了。事实上，我在法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我或者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没有想过这部电影甚至是极其轻微反美国的：任凭你如何异想天开，这也不可能被认为是这部电影的主题。然而，在这里，这些成熟的爱国者们正在热烈地讨论一部电影的危险性，这部电影竟敢含沙射影地攻击美国石油利益集团毫不顾及人的性命。房间里有一位年纪不轻的法国妇女，她沉默寡言，内心痛苦。她可能是或者不是一位维希将军的遗孀，但是她的同情心是在那个地区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盯住我的眼睛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你们打错仗了！”
我真为自己在那个房间里而感到羞愧：但是，我也必须说，我很高兴，高兴有了一个目击者，高兴终于听到魔王开口说话了。那个女人教了我一些东西，我将永远不忘记她，我离开了欢迎餐桌。
然而，希望——希望我们，人类，能够越来越好——是不易死去的；也许如果一个人允许希望死去的话，那么他不可能再生存下去。但是，要了解一个人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困难的。有人认为大多数人是邪恶的，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变得邪恶：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邪恶。那么，一个人从我称之为“欢迎餐桌”上离去是受到了某种自己不知道是否发过的神秘誓言的指配——永远不能让自己堕落到那么低的层次。低到成为渣滓，也许更低：永远别到那里去。
夏末，当我回到巴黎时，我熟悉的大多数阿拉伯咖啡馆已经关门。我喜爱的钱商和下层生活的向导、一个漂亮石头的兜售商失踪了，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说——他到哪里去了。有个家伙挖了他的双眼——有人说是警察干的，也有人说是他那帮兄弟们干的，因为他是警察的密探。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英俊的、瞎了眼的年轻人不是作为法国的叛徒就作为阿尔及利亚的叛徒而受到惩罚，这概括了革命前几年巴黎的气氛。你要么是法国人，要么是阿尔及利亚人，你不能两者兼之。
一个谣言四起的时期就从此时开始，这是以前我从未经历过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太受正在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事情的影响，或者说我在相隔一定距离地关注它，因为正在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在黑人身上。我仍然无意识地在美国人的圈子里活动。在那个圈子里，因为阿拉伯人比黑人肤色白一些，所以黑人受苦最深。但是，来自马提尼克和塞内加尔等地的黑人像往常一样总是那么惹人注目、充满活力，好像没有人会骚扰他们或对他们特别关注。我不仅在跟美国有关的圈子里活动，而且也是美国侨民集居区的成员，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通常知道得很晚。
然而，我开始意识到我没法找到任何一个我认识的阿尔及利亚人，一个也找不到；既然我无法找到任何一个人，因此也就没法查寻其他人。他们不在我们经常光顾的低级酒吧里，他们显然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房间，他们的酒吧，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已经关闭，巴黎的街头再也看不见他们在换钱，或者卖地毯、花生或者他们自己。听说他们被安置在巴黎周围的集中营里，在那里遭受折磨，他们正在被谋杀。没有人希望相信任何这类谣言，它使我们格外不舒服，我们感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苍白无力、模模糊糊的谣言中一定有些是真实情况：有个女人告诉我，她看见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被皮加尔一家咖啡馆的老板透过咖啡馆关闭的平板玻璃门给扔了出来。如果她没有亲眼目睹一起谋杀案，那么她绝对也是目睹了一起谋杀未遂案。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人正像苍蝇一样在街头被谋杀，被关进监狱，被扔进塞纳河。
不仅仅是阿尔及利亚人。那些年头，巴黎的每个人，每个不是真正来自北欧的人，都会被怀疑是阿尔及利亚人；警察伫立在每个街头，有时拿着机关枪。土耳其人、希腊人、西班牙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美国黑人，以及来自马赛或尼斯的法国人都时常受到骚扰，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与阿尔及利亚毫无关系的人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无意投入监狱，或者被谋杀。有位世界著名演员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个演员）肤色黝黑，不会说法语，——因为警察把枪对着他，他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离开他住的宾馆很近，大声呼喊夜间门卫，门卫赶紧奔跑过来并且认出了他，这才拣了条命。两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正在巴黎度假，他们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他们开着“黄蜂牌小型摩托车”高兴地飞驰，未能对警察要求停车的命令做出反应，于是，警察开了枪，假日就这么血淋淋地结束了。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在神话般的光明之城里活动，我们还是小心为好。
感谢上帝——当然我不止地一次发现我自己住在那里——，我对巴黎从来没有过甚至是一丁点的浪漫感觉。我也许对伦敦有过浪漫的感觉——那是因为查尔斯·狄更斯——但是，那种浪漫只持续了我提着包走出维多利亚车站那么长时间。我的旅行，或者说我的航程，不是去巴黎，而只是离开美国。比如，我曾认真考虑过去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工作，结果到了巴黎，我几乎是闭着眼睛用手指在地图上胡乱指出来的。因此，所有这一切不会使我情绪低落，因为如果我曾经做出过错误的判断，认为巴黎是所有城市中最文明的，法国人是最不野蛮的人，那么我当然会很泄气。我对法国革命太熟悉了，不会因此而情绪低落。我读了太多的巴尔扎克，不会因此而情绪低落。每当我穿越协和广场，我就听见死囚押送车到来的声音，群氓喧嚣的声音；在方尖塔目前耸立的地方，我曾看见——现在也看见——断头台。那么，任何曾经遭受过众人摆布的人都了解我们某些糟糕的东西，他们会永远不信任民众的爱国主义，躲避群氓中甚至是最喜欢宴饮交际的人们。
毕竟，我能为自己寻找一处安身之地的希望指引了我的航程，在那个安身之地，我会受到比国内社会更加人道的待遇，在那里，我的风险更多是个人选择的，在那里，我的命运不太会被严厉地封杀。巴黎为我做到了这一点：让我完全无拘无束。我在巴黎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结过一个法国朋友，进入一个法国人的家里用了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并没有真正使我感到不高兴，因为亨利·詹姆斯在我之前到过这里，他慷慨地为我指点迷津。此外，对于一个依靠福利救济和美国自由主义分子微不足道的善举成长起来的黑人青年，这种彻底的冷漠反而是一种巨大的宽慰，甚至是一种尊重的标志。如果我能成功，那么我就能成功；那样反而更好。如果我不能成功，我就不能成功——那就拉倒。我不要任何帮助，法国人当然没有给我任何东西——他们让我自己奋斗；为了这个缘由，尽管我明白自己的水平，尽管我是那么不浪漫，可是在我自己和那群奇特的、易变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之间总有一种爱情的故事，那些沙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是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