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天才相聚
作者：约翰．拉赛尔
扎克有这种老派的大男子气概。让他那样做秀简直是要他背弃他唯一珍爱的东西——绘画。照相机所拍摄的照片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他从不看它们一眼，也从不展示它们。
更加不祥的预兆是拍摄终于结束的时候，波洛克很久以来第一次长时间喝烈酒。
霍普·查菲茨还说,“神秘感和不确定性赋予艺术以生命，但是采访者和批评家则是它们的敌人。”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生活中，波洛克都讨厌别人采访。在《寻找我的脸面》中作为他另一半的妻子说，“把他没有讲过的话强加于他，这件事伤害了他这个出身低微的人的自尊心。”她说他受到了伤害还因为他理想中的尊严是艺术家不应该是“表演者和社会的吸血鬼……他应该是工人，至少应该像传道士或银行家那样值得别人尊重。这是我爱他的原因之一。”
2001年，霍普·查菲茨慢慢开始接待她的采访人。开始时，那个采访人在她看来不仅穿着过于讲究，而且“傻大粗，毫无幽默感。”那个采访者没有赢得她的喜爱，因为她来访时没有带着一抱计算机打印的文件来帮助她保持谈话的顺畅，也没有像有采访技巧的人那样交谈，她在采访一开始就提起艺术家曾说过的某件事，“早在1996年”，5年前，“你在上次画展目录”中提及的那件事。
在克拉斯纳和波洛克实际共同生活的最后几年中，她和他两人有着典型的不幸的婚姻故事。在厄普代克的故事中，波洛克曾对克拉斯纳说，“嗬-呔，你这个娘们！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在告诫你呢！算了吧，你的作品废纸一堆，具象派的伪劣作品。”但是，她说，即便在那个时候，她也十分清楚烈酒伤害了波洛克的大脑，他已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她帮不了什么忙，她对他毫无用处，她是朦胧中的人物，恍恍惚惚，她人在或不在都一样。”
厄普代克顺着这些情节的发展平铺直叙，一直写到1956年波洛克喝得烂醉，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此后，波洛克夫人起先只把自己视为“一个寡妇。在基督蒙难的年纪，丈夫死去后，留给她的只有一处农舍、三英亩土地和一仓库没人要的画。”
然而，在厄普代克小说最后的、完全虚构的部分中，霍普·查菲茨最终继承了波洛克的事业，在作者允许她生存的岁月里继续推进这一事业。对于很多人来说，她获得了崭新的生活，既与波洛克那时代的老艺术家们，也与约翰斯（Johns）、劳森伯格和沃霍尔（Warhol）等新一代艺术家一起工作。在一个有新的公众、新的密谋集团、新的高收入宠儿的纽约艺术界里，她再婚了（先嫁给“超级成功的大众艺术神童”，一个名叫盖伊·霍洛韦（Guy Holloway）的英格兰人）。20世纪60年代，她住在曼哈顿，在康涅狄克州拥有一个牧马场。她有三个孩子和一些“备用情人”。作为一名画家，她也相当成功。
除了虚构的克拉斯纳成为一名画家外，书中大部分的情节都不能令人信服。作者对大众艺术界的了解不可靠，虚构中的贾斯帕·约翰斯（Jasper Johns）和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也都不太让人信服。至于那些新涌现的艺术家的作品，李·克拉斯纳一概未曾见过。厄普代克的描述非常不准确。比如，理查德·赛拉（Richard Serra）以一个无名氏出现在书中，“他是个无赖，把一大张生锈的铁皮横放在市中心一个漂亮的小花园中。”
2001年，波洛克死后45年，在那次采访时候，克拉斯纳后来众多丈夫中的一位患了早老年性痴呆症，另一个丈夫死了。厄普代克把她想象成一个日趋衰弱的老古董，住在佛蒙特州农村一栋很小的房子里，屋里放着一二件祖传下来的旧家具。她穿着亚麻色短袜和舒适的“伯克森斯托克”鞋子四处走动，靠着吃不加盐的干果和名叫“卡尔好伯诺伯”的英格兰燕麦点心度日。晚上8点，她就“穿上睡衣”，上床睡觉。上了床，她就想起童年寻宝，在德国人聚居区带过来的家具中寻找，（我们已被告知）这些家具仍然陪伴着她。她时常想回到老时间在老地方再次寻宝，但是一想到寻宝要咕哝着跪在椭圆形地毯上，也就作罢了，再说，她也“怕什么也找不到。”这最后渐渐变小的咕哝声更加能打动人，因为作者恰到好处地结束了故事。
这是厄普代克20世纪的小说。尽管小说在对后波洛克时代艺术界的理解方面存在着失误，但是，《寻找我的脸面》的描写是全景式的，故事的叙述是熟练和简洁的。对于李·克拉斯纳说，小说简直是一种骑士般的侠义行为。长期以来，李·克拉斯纳经常地被迫处于波洛克之下的地位，不仅作为画家是这样（其实没有对他俩进行过比较），而且作为个人也是这样；事实上，她并不逊色于任何人。厄普代克的小说从头到尾是一种再塑造。波洛克丝毫没有被贬低，但是，李·克拉斯纳获得了她应有的地位，更不要说是她激发了约翰·厄普代克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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