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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与锤
作者：安德鲁·格雷厄姆―狄克逊
走过大教堂背后的古老英国，进入沙福克郡威瑟斯戴尔大街村落的小教堂，就意味着越过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思想分歧。这是英国极少几处地方之一，人们有可能在此亲身体验美丽新世界——英国文化的改革者完成破坏任务时所想象的世界——的本质特征。这里没有圣坛、没有光、没有圣坛背壁雕刻、也没有石刻或木刻的大圣像。教堂几乎完全是一个空旷的白色立方体建筑。
威瑟斯戴尔大街离温哈斯顿的教堂不远，也有一幅出色的《最后的审判》，不过我们在此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末日”：整个英国天主教世界的末日，十六、十七世纪的新教徒们对它作出了最后的判决。这是一个经过清洗和净化的地方，圣像、废墟连同最后一丝迷信的痕迹都被剥夺殆尽。实际上，这里已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了“上帝之言”。对于一个习惯于传统信仰习俗和表现形式的英国人来说，这场革命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教堂建成了，却没有罗马天主教传统所要求教堂理应拥有的一切。
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挤满了塑像，是为激发希望和恐惧而设计的舞台，这一切都已经被扫除干净。没有辉煌的艺术之梦，只有空无一物的墙壁和清澈明亮的窗户。没有缤纷的色彩，只有单纯的白色。没有圣坛背壁的雕刻，只有一座刻满字且只有字的可折合双连雕刻，其上用手写体精心雕刻了“十诫”，放置在谷仓般简陋的教堂中同样简陋的祭坛上。教堂里没有画满彩绘圣徒的围屏，取代它的是最富新教色彩的教堂陈设。这件陈设象征着新教强调的是内在反省而不是外在荣耀，强调的是通过“上帝之言”而且只有“上帝之言”获得救赎的重要性——一个平常无奇而硕大无朋的讲道坛。
“你不要把自己塑造成偶像或像天上人间、水中地下的任何东西。”宗教改革所依据的神学原理非常古老，与摩西律法一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圣经旧约告诫犹太人既要谨防将自己的宗教虔信变为偶像崇拜，又要谨防崇拜其他民族的陌生神祇。艺术与犹太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从未达到过完全的和谐，而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上，却总是有手持锤子的人疯狂地净化寺庙，清除人造的偶像。
旧约里有很多关于毁坏塑像的描述。摧毁金牛犊的摩西和破坏圣像的犹大王约西亚都以实际行动为后来的圣像破坏者提供了最初的榜样。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圣像破坏运动并非什么新现象。圣像破坏在九世纪时已遍及拜占庭帝国，而在英格兰，十四世纪晚期和整个十五世纪也偶有不信奉国教的罗拉德派的圣像破坏活动。十六世纪，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和马丁·路德的教义激发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北欧的圣像破坏运动，只不过英国的破坏程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从康沃尔半岛的最西端到苏格兰的最北端，整个不列颠岛圣像破坏运动的总体效果是当时形成强大宗教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破坏达到了预期的毁灭性后果。事实上，所有英国中世纪艺术品都毁于1536年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到1658年奥立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去世的这段时期，也正是后者的去世最终结束了漫长的宗教改革。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英国的圣像破坏运动不仅仅是突然爆发的一次破坏行为。圣像破坏运动是变革的工具。毁坏圣像被视为毁坏了陈腐的世界观，找到了拯救的正确途径。清洗绘画则是清洗人们的思想。
奇怪的是，大家都把这一伟大的行动当作英国历史上一串醉后胡闹的插曲。持续一百二十年的狂热破坏被轻描淡写地看作一次令人尴尬的错误和令人遗憾的事件。实际上，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英国圣公会和苏格兰长老会处心积虑、一丝不苟地领导完成的。
因为百余年来，特别是英国圣公会一直想要否认它的这段激进却极具破坏性的历史，所以圣公会古建筑里现存的导读文字绝少突出道貌岸然的主教们在这场英国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奥立佛·克伦威尔手下醉醺醺的革命战士，这些官方选中的替罪羊，只不过是破坏塑像和窗户的走卒，但通常他们被指责为这场运动的罪魁祸首。“我是克伦威尔敲打过的一堆废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流行歌手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如此唱道——将毁坏等同于被毁，将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巨大动乱看成一个歌舞节目。
对于那些经历过宗教改革和那些推行宗教改革的人而言，这场运动没有什么可笑的。否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不过是亨利八世的权宜之举和个人算计，是他推进政治和王朝统治野心的一种举措。但对于新一代热血沸腾、观念激进、思想活跃、深受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加尔文和路德等人教义熏陶的教士来说，宗教改革为他们打开了机会之门。这是一次改革的机会，是拯救他们眼中的堕落信仰和堕落世界的机会。
宗教改革整个过程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本质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诸如坎特伯雷首任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主教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尼古拉斯·里德莱（Nicholas Ridley）等人的指挥下，对天主教信仰的破坏拉开了序幕。宗教改革虽然由亨利八世挑起，但在他年幼多病的儿子爱德华六世于1547年继位后，改革的进程显然加快了。玛丽一世1553年登基后曾在英国短暂地恢复了天主教，但是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成为女王后又重新确立新教为英国国教，同时又一股强劲的圣像破坏浪潮席卷了全国。在苏格兰，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及其他后起的新教先锋派领袖们确保了宗教改革的进程不亚于英国，甚至更快。十七世纪还有过最后一场更为彻底的圣像破坏暴行。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内战期间，那些精力充沛的黑衣清教徒们彻底结束了亨利八世漫不经心开始的一切。
宗教改革行动背后的理想主义和追求真理的狂热渴望已经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得就像他们所摧毁的艺术品背后的热情和理想。英国新教徒最初之所以反对教堂中的形象，是因为只能献给上帝的崇敬被献给了无生命的物体。他们与旧教即罗马天主教的分歧在于，后者混淆了今生的事物与来世的事物，并允许世俗和天国之间有太多、太频繁的交流。他们为眼前的景象而不安，圣体从它所在的天堂流下的鲜血，分散在天主教世界的形象上、异教的雕像上、圣坛和遗迹上，已无可避免地稀薄了。对他们来说，形象丛立的天主教教堂简直沦为了偶像重重的古代异教之林。在宗教改革者看来，形象不过就是人造偶像，是往昔黑暗而群魔乱舞、如今早被人丢弃的异教的象征物。只有圣经——真正的上帝之言才可阅读、传播、沉思，才能引导人们走向救赎之路。
横扫新世界的决心推动了宗教改革者的暴力行为。他们的恣意破坏意在传播福音。摧毁伊利大教堂圣母堂中雕像的是虔信，而不是愚蠢。虔信肢解了一度矗立于格洛斯特郡众圣堂的十二世纪基督雕像，仅留下一截残足和一颗断头，岁月把它们侵成了棕褐色，双眼紧闭而惊恐不安。虔信将铅弹射入沙福克郡布莱斯伯格教堂顶梁上的木刻天使雕像的脸庞。
在最初的几年里，宗教改革是通过一系列日趋严厉的反对圣像的法规得以完成的。首先是不允许在圣像前点蜡烛，接着是必须将某些圣像拆毁，然后是拆毁更多圣像，最后是所有圣像。整个过程循序渐进但不可阻挡，而在很多时候甚至是蔚为壮观。圣像破坏运动早期的领袖偏爱大规模焚烧，当众将可疑的圣像付之一炬，这些行为为后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纳粹当众焚书开了先河。二十世纪的英国人对这些行为的恐惧受到了健忘症的触动：几乎在四个世纪前英国已经进行过远为有效的焚烧了。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末，拉蒂默在伦敦肉市场上举行了几次被他称为“快乐大集会”的活动，他让参与者将数百尊运自全国各地的基督、圣母玛利亚、圣徒和先知的木刻雕像集中在一起，垒成高高的一堆，点火焚烧。那是视觉表演，这一点很重要。宗教改革者都有敏锐的视觉，他们的审美倾向虽称不上极端但很明显。他们憎恨圣像刺激感官的生动之美，那有堕落之嫌，他们热爱的是烈火超然的纯净之美。但当你在阅读当时最冷静的目击者所作的记录时还是能感觉到，每一组毁坏圣像的大动作之后，都有一刻停顿、一阵短暂的沉默，就像锤子敲击后回音渐隐和火焰渐熄而成余烬。肯定有过一丝犹豫、一度的忐忑不安，因为聚集起来的人群在等着看上帝是否会表示不满。每次上帝都没有表示不满，新教徒的信心便因此而增强。
深藏在宗教改革行动之后的，是对艺术品的一种原始力量的恐惧：圣像能够具有真人般真实、栩栩如生的外观，不仅能够理所当然地受人崇拜，更可能对那些反对者施以报复。这种对艺术的危险力量和潜在活力的恐惧也许可以从毁坏者所使用的手段中看出。破损的圣像通常被挖去了双眼，似乎割断了圣像和瞻仰者之间的视觉联系，圣像那不可知的威力就可能被卸去了。那些宗教改革之前的艺术品如此动人，或许是它们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感与摄魂夺魄的风度间接造成了那些反对艺术的暴力行为。毁坏可以看作是一种反面的恭维。损坏或摧毁圣像就是承认圣像的力量。
理想主义的新教徒们把他们的破坏行为看作是否定圣像力量的方法，是打开束缚世人头脑的迷信锁链的手段。在宗教改革走向极端的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清教徒时期，废除圣诞节和毁坏史前巨石群一度被认为是深化宗教改革的途径。那个异教节日和那异教史前圆形巨石群都必须废除，因为它们像天主教的圣像一样，都属于该民族古代历史上迷信、危险而有欺骗性的一部分，是不能载入史册的。
但是，在破坏活动持续的整个漫长世纪中，也出现了许多抵制宗教改革的行为。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锁了门拒绝破坏者闯入；成群的天主教女信徒守住教堂入口；一些珍贵的圣像或被藏或被埋，以俟天主教信仰可能——只是可能——恢复的那一天。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教堂和博物馆里逃过劫难的圣像，几乎都是因为对圣像破坏者的严正反抗而得以挽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作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的石雕《耶西之树》（Tree of Jesse），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被宗教改革者砍成碎片。一位不知名的同情者收集起了这些碎片，希望有朝一日有人会将它们拼合，重现昔日的辉煌。它们原有的色彩毫发无损，这更为那些活灵活现的石雕头像平添了悲怆感。这些英国的先知面带古希腊的尊严，它们还在等待着修复，甚至还几乎鲜为人知。它们是英国圣公会从未展出、显属多余的财产，一直被闲置在几只存放蔬菜的旧的木头板条箱里，上面胡乱地标着：“新到货物，英国制造”。
还有一些不遵奉国教的天主教徒似乎以稍稍损坏圣像外形的方式使它们得以幸存，这实在是自相矛盾。而最有效的抵制方法是，对圣像假心假意地加以破坏，走过场似地来一通改革行为，无伤大雅地刮伤圣像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完好无损且可重新修缮。在很多情况下，根本难以区分什么是失败的圣像破坏行动，什么是有意的稍稍损坏圣像。
即便是宗教改革最后的清教徒时期，即英国圣像破坏运动的最后扫尾阶段，其历史记载里也有许多当地居民如何抵制破坏者闯入教堂的故事。一扇高处的窗户或一尊够不着的雕像往往能够幸存，因为每当宗教改革者光顾，教区内所有的扶梯便突然神秘失踪。沙福克郡厄福德教区的居民们急中生智，轻而易举地救下了教堂里的洗礼盆大木盖。当圣公会代表奉命到村里来销毁它时，居民们推说教堂的钥匙丢了。这位代表骂骂咧咧地走了，发誓还要回来，但不知怎么再也没有来过。然而，尽管宗教改革的进程遭到了抵制，但它的威力和活力最终难以抗拒，厄福德的那个被拒之门外的圣公会代表将笑到最后。
他名叫威廉·道辛，是英国最后一批圣像破坏者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一手持鹤嘴锄一手握笔，一边破坏，一边记录。道辛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沙福克郡毁坏圣像时所作的记录是圣像破坏运动中最为赤裸、最令人难忘的记述。他的日记记录了一个逐渐消失的简略故事，在这份得意洋洋地历数破坏任务完成情况的非官方记录背后，我们可以听到撕扯和捣毁的声音，可以看到中世纪的文化建构在一种新信仰的锤子下消失，消失，最终消亡。
道辛永不餍足地毁灭着艺术品，又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战果，他是英国宗教改革中堂· 乔万尼（Dow Giovanni）和莱波雷诺（Leporello）。1643年1月，他尤显活跃。他写道：
沙福克，在哈弗……我们捣毁了约一百幅偶像；一幅七个托钵修会修士抱着一个修女的画像；上帝和基督的画像；以及许多其他迷信的偶像；而在我到达之前已经有二百幅偶像被捣毁。
沙福克，萨德伯里。彼得教区……我们捣毁了一幅圣父的画像，两幅耶稣受难像，和总共大约一百幅耶稣的画像；并且勒令拆除教堂尖塔上的一个十字架；还有教堂屋顶上至少二十幅各种各样的天使画像。
在克莱尔……我们捣毁了一千幅偶像；我捣毁了二百幅；三幅是圣父的，三幅是耶稣和上帝的羔羊的，还有三幅是犹如展翅鸽子般的圣灵的；我们还下令拆除教堂屋顶上十二尊使徒木刻像；另外还要拆除二十幅小天使像；拆除东面窗户上耶稣手臂两旁的太阳和月亮像。
新教徒反抗旧教，并且宣告新教的诞生，而其反抗的重要环节是需要体力的。锤子是新教徒的工具，他们用它将天主教徒从人造偶像的漫长噩梦中摇醒，让他看到光明。人造的太阳和月亮、人所创造的圣像，都必须滚开。一旦拆除了彩色的玻璃，真正的阳光就通过纯净的玻璃透了进来。
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白色立方体建筑曾经历过一个漫长而令人痛苦的建造过程。踏进教堂就意味着观看或感受宗教改革的全面胜利，或许也意味着开始理解——其实往往是误解——它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宗教改革标志着英国人放弃了视觉感受而转变为毁坏狂和市侩的民族。但是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却昭示出，上述说法是谎言或至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建造也许是基于排斥一切偶像的原则。也许在那里油画和雕刻被刻意排除在外。也许在那里“上帝之言”光华璀璨，沐浴在真理的光明之中，无可辩驳地君临一切。而那里也是美，是美感自觉而重要的表达。尽管它代表了古老天主教梦想的清除和破灭，但它本身仍是视觉艺术梦想的一个深刻例证。
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建筑由宗教改革者最激进的梦想转变而成。它梦想的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扫清了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①所谓的天主教“礼仪的洪水”，亦如洪水退尽后诺亚凝视的世界般纯洁无瑕。白色，是石灰水的颜色，宗教改革者曾用它抹去了昔日天主教的缤纷圣像；白色，也是雪的颜色，它飘落世上，使世界洁白得宛如回到了最初的纯净状态，变成“一张白纸”。在威瑟斯戴尔大街，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谈论一种反艺术的美学，一种抽象含义的预知美学。
事后看来，完全可以用理想主义的许多形式来解释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洁白，完全可以发现新教改革的洁白及其所象征的新开端不仅是宗教的新开端，而且是世俗的新开端，充满了世俗的希望。新教是给予普通人鼓舞与权力的信仰，是教会他们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信仰。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洁白就是民主的洁白。新教是教人反思和内省的信仰。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洁白就是反思和内省的洁白。新教是理性的信仰，建立在破除旧迷信和消灭一切巫术的基础上。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洁白就是理性的洁白，并将最终成为科学研究、医院和解剖室里的洁白。新教是探究一切的信仰，是激进的信仰。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的洁白就是探究一切的、激进的。这是一种危险而难测的洁白，它本应崇拜上帝，但却因不断探究他的存在而死亡。简单的新教教堂内部是英国人所建造的最具冒险性的地方。
不曾有过的未来
英国文化由两个极端激烈撞击而成：迷信和对迷信的激进的理性反击。但是宗教改革的漫长斗争平息之后，英国人变得极度怀疑这两个极端。结果，他们拒绝从民族气质两端中的任何一端推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英国宗教改革之后的艺术史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这部艺术史可以理解为两件从未发生过的事的历史。
宗教改革断然终止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切联系。宗教改革之前，英国人曾热心参与从邓弗姆林到贝鲁特的泛欧洲天主教文化。宗教改革之后，英国人则严阵以待，俨然一个新教国家的居民，与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国家断绝关系并长期不和。英国不仅是地理上的孤岛，更是思想和情感上的孤岛。在艺术上，这意味着英国的绘画和雕塑突然切断了与天主教传统造型艺术的联系，而后者曾经滋养了它们几个世纪。
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文艺复兴展厅里，挂着一幅精美的祈祷画《威尔顿双连画》（Wilton Diptych），它包含了英国艺术中仅存的最美丽的天堂之梦：天堂花园中硕大明丽的鲜花密密地绽放，一位目若美杏的童贞女慵懒欲睡，四周簇拥着一群颈项修长、睡意朦胧的天使，金发中插满鲜花。与《威尔顿双连画》挂在一起的是十四、十五世纪的锡耶那①派画作，而它也是这个展厅里唯一的英国绘画。走在美术馆的其他展厅中，参观者将经过英国艺术中从未有过的一切。那里没有英国的提香和丁托列托，没有英国的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英国的卡拉瓦乔（Caravaggio）②和贝拉斯克斯（Velazquez）③。
但是，英国人在切断了与自身历史及欧洲大陆的联系之后，在创造了辉煌而激进的艺术以取代西方宗教的绘画和雕塑诸传统之后，也开始抛弃自身危险的激进主义（至少在艺术上）。威瑟斯戴尔大街教堂之美所体现的激进与纯洁，白色立方体建筑的美学，在英国将被规避。但它们会在另一时间、在另一地方、由另一个英语国家推动并发展成一个民族的艺术风格。
美国是由于英国清教徒运动失败而最终产生的国家。开始新生活、建立新社会、摆脱以往恶行的清教梦想，随着前来建设美丽新世界的前辈移民，横渡大西洋从英国迁移到美国。三个多世纪之后，美国的艺术家们重新发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极端而激进的血统，并对它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在纽约学派④及其追随者的艺术中，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们看到了由十六、十七世纪激进的英国牧师首创的美学原则的归宿。
寻找风格并不困难。在英国的宗教改革时期，栩栩如生的天主教造型艺术受到了狂热的清教徒改革分子的强有力挑战。他们认为，圣体从来不可能通过貌似的肖像显灵，那样做就等于在真正的信仰庙宇里建起危险的人造偶像。他们捣毁、破坏了雕塑和画像。他们提出了新的美学原则，纯净洁白的美学，空白虚无却意蕴丰富的诉诸精神的美学。他们创造了白色立方体。然后他们用文字润饰其空旷之处。
在战后的纽约，一群美国艺术家背弃了造型艺术，他们所创作的画作描绘巨大而拓展的虚空：微光闪烁、极具超验色彩的虚空。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等艺术家为作品所起的标题——如“一体”、“亚伯拉罕”、“创世纪”等——表明，他们承认自己的美学激进思想与更为古老的宗教激进思想之间有联系——虽然这种联系也许仅仅是半自觉的。将纽曼和他同时代人的马可·罗思科（Mark Rothko）⑤、艾德·赖因哈特（Ad Reinhardt）等人视为现代艺术似乎不近情理，因为他们深深地缅怀十七世纪并竭力反对圣像的摩西戒律，后者曾极大地启发了早期新教徒。有一点或许并非偶然：这些画家中有很多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作为犹太人，他们可能非常清楚不崇拜偶像的犹太文化与新教美学中有意味的空白之间的联系。
继他们的作品之后是更为纯净和虚空的油画：纯黑的画面、纯白的画面、梦幻般虚空的色块。这些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展出在纯白的立方体空间中。最终，美国的艺术家们创造出了概念艺术、文字艺术。纯白的立方体空间用文本来润饰。
美国艺术家们的历史感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强烈。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劳伦斯·韦纳（Lawrence Weiner）开始将他的简单文本印在美术馆墙上展出时，他的作品即被视为现代派晚期的殿军。实际上它根本不属于现代派。它就是刻在教堂墙壁上的“摩西十诫”，完完全全的重复；一种老而又老的简单风格的回归。极简派雕塑家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可能是唯一一位明确承认美国艺术与英国宗教改革美学关系的美国艺术家。他曾说，他那几排垒放在美术馆地板上的缄默无语的砖头，是受到度假时在英国教堂里看到的空像座的启发。安德烈认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艺术陈列馆里，我们将出乎意料地看到近于完美的新教教堂形象。这是激进的新教神学在二十世纪世俗艺术中的再现，是英国美学思想的顶峰，它被英国人自己所抛弃，又在洁白与上帝之言所胜利统治的纯净空间中获得。
英国的艺术史无法追随欧洲或美国的道路。它的路途更为艰难、更为曲折、更为崎岖。它的路途处于两端之间，而不是对极端的探索。它的道路处于进退两难中，处于梦和锤之间，处于渴望未来又难忘过去的尴尬中。它在宗教改革之后的艰难未来注定在另一个地方出现。
帕特里肖
帕特里肖的默瑟·伊苏威教堂坐落在威尔士东南布莱克山脉的南面。这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参观者站在教堂庭院里，看到的是世界上最青翠的河谷，感觉正置身于远离任何人烟的地方。在下方一百码处，一条窄径转了道弯后向上通往教堂，那里有一眼井，是当地一位隐士兼殉教者圣伊苏威曾经布道的地方。据说，十一世纪时一位富翁喝了圣伊苏威井里的水而治愈了麻风病，于是出于一种迷信的感激捐建了这座教堂。
这座隐士教堂的内部曾被新教徒改造过，但改得不多也不很成功。教堂圆形拱顶天花板上没有绘画装饰，但看得出以前有过，简易的木雕艺术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教堂还保存着圣坛屏，精细地雕刻着坚果、浆果和树叶：一首刻在爱尔兰橡木上赞美丰饶大地的颂歌。原先矗立在教堂屋顶上的圣像都已不复存在，墙壁都被粉刷过，装饰教堂的是用环形字体精心写成的宗教文本。
在这里，宗教改革的新世界几乎把中世纪的旧世界弃置一边，但仅仅是几乎而已。在教堂座位的后面，在教区全体教徒的背后，有一尊已遭宗教改革的石灰水腐蚀的用公牛血绘饰的古老雕像 。这尊雕像叫做《时间》，一具持着镰刀、沙漏和铲子的骷髅。它如洞穴壁画或小孩笔下最恐怖的画一般醒目。一旦见了这古老的食尸鬼，就再也不会忘记。
有些冲突从来就没能解决，宗教改革就是其中之一。不管被抹了多少层的白色涂料，圣像总能找到重新纠缠英国人想象力的办法。
注：
①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学家。
①Golgotha，耶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①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家，他曾站在革命的清教徒一边参加宗教论战，反对封建王朝的支柱国教。
①意大利中部城市。
②1599-1660，十七世纪西班牙著名画家。
③1571-1610，十六世纪末的意大利画家，善于处理光线与阴影，以现实手法描绘神圣的题材。
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抽象表现派艺术家都聚集在纽约，因此称抽象表现派为纽约派。
⑤德国表现主义派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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