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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收并蓄之美：《愤怒的葡萄》另一种解读
作者：王玉明 冯晓英
关键词：斯坦贝克 愤怒的葡萄 目的论 非目的论 兼收并蓄
引言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左翼文学的黄金时代，揭露、抗议社会弊端的小说层出不穷，但没有哪一部作品像《愤怒的葡萄》那样为大众争相阅读，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曾跃居畅销书榜首的这部作品仍作为文学教材在美国大学和中学课堂上讲授，并不断引起专家和学者们研究和阐释的兴趣。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却莫衷一是。起初，有人曾企图把它定为粗俗的“无产阶级小说”，将它从文学史上一笔勾销。而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却认为它属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了不起的愤怒之作的范畴。如此相互冲突的评价不胜枚举。本文拟从隐含于小说当中的哲学思想入手，用新历史主义和生态理论的批评观点，对小说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以及小说结局作进一步探究，以期揭示其既畅销一时，又具有持久可读性的内在原因。
一、折中的哲学
斯坦贝克原本持有目的论的思维定式，但后来接受了与他同时代的海洋微生物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的非目的论思想。非目的论观点强调对“现实”的思考，将事件看做一种发展、一种表现，而不是结果。它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而目的论思想家总是对现实不满，企图从终极目的角度对现实进行改变和疗救，因此，它不去理解现实，而是坚持用一种设定的理想标准来裁决现实，以重铸现实，使之符合设定的理想。
目的论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或者是批判现实主义，而非目的论思想却表现为近乎文献式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196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斯坦贝克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认为，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敏锐的观察”，这个评价很大程度是针对《愤怒的葡萄》而言的。
在《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在文献式的写实与史诗般的象征之间构建了一种平衡。在大部分章节中，约德一家和牧师表现出的思想状态都带有非目的性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作品多了点客观的、非政治说教的科学性，有助于人物更加接近真相，让读者看到更大的社会图景，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小说本身也因此显得被动和悲观。为了求得平衡，在牧师和汤姆到达加州遭遇到冷漠后，作者在插入章节中及时对这些遭遇的制造者进行了谴责性的评论，并最终将牧师和汤姆塑造成运动领导和行动主义者。在这里，作品明显表现出了目的性的倾向。但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其目的性倾向又让位于非目的论倾向：小说最终让读者记得的不是目的论式的牧师或汤姆，而是约德妈妈和女儿罗撒香，而妈妈的耐心与天赋的理解力，以及女儿最终实施的善举均表现出明显的非目的论思想特征。
里基茨曾指责斯坦贝克，说他为了用道义的社会取代非道义社会，不惜塑造目的论式的人物：小说中约德一家以及牧师均是类型化的人物，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过，里基茨也赞扬了斯坦贝克，说他至少在小说的某些方面实现了非目的论的超脱。例如，小说中对自然力量的描写虽然不多，但却有声有色。这些描写为冲突的双方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环境。作者在对现实的真实刻画上，又借助了想象与象征等浪漫主义手法，在不经意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主题呈现了出来。据此，笔者以为，斯坦贝克在目的论与非目的论之间走着一条中间路线，他通过小说结构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抑制与颠覆得到了平衡，从而将目的论思想和非目的论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作品中，并最终以富含生态智慧的方式解决了矛盾冲突。
二、并行不悖的结构
在创作技巧上，斯坦贝克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手法。根据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的需要，作者设计了一种独创性的小说结构：在叙事章节之间插入背景与评论章节。这种双线并进、夹叙夹议的叙事方法，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使读者与事件的发展若即若离。作者时而又是个旁观者，时而又是批评者。 读者感到作者好似一位深谙变焦技巧的摄影师，把经济危机荡涤后的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既实现了故事叙述中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又省掉了不必要的细节联系。
小说共分30章，其中16章为“插入章节”，约占小说总篇幅的六分之一。作者没有按照传统做法把全部笔墨用于讲述约德一家的遭遇，而是借助插入章节适时介绍社会大背景，阐述作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张。乍一看去，这些章节与故事本身毫不相关，实际上，作者将新闻学和文学创作手法结合起来，通过这些章节的插入，说明破产农民约德一家的遭遇具有普遍性。而且这些社会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展现也更有利于加深读者对于约德一家人悲惨命运的理解。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一张一弛, 一唱一和，相互烘托渲染，推动故事向纵深发展，不仅改变了单一平面的叙述结构，而且使作品获得一种史诗般的气势。
斯坦贝克在创作该小说时，面对的是两组材料：约德一家的遭遇和他本人希望反映的美国人乃至人类的一段心路历程。采用叙事与评论这两种并行不悖且相互融合的结构模式不失为作者的最佳选择。正如斯坦贝克所言：“我只希望它能引人入胜，而且能对读者有所裨益，就像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受到的教益一样，我在它的结构上耗费了许多的心血。” 约翰·斯坦贝克：《一封谈评论的信》，见《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383页。插入章节所体现的独特视角、和谐的音律以及灵活的形式，使移民挣扎的故事得到艺术的升华，为作品增添了艺术魅力，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三、受抑制的颠覆
《愤怒的葡萄》在试图展示移民们的痛苦的时候，表现出了颠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倾向。从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颠覆的理由：当时，全美经济结构正处于大调整阶段，骤然的经济危机和农业的整体工业化使大量农民破产、流浪，但是，作者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依附却又抑制了他希望颠覆这种意识形态的动力。
以牧师凯西为例。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再相信传统的教义。他否认基督教的原罪观；在旅途中，他揭露和谴责基督教慈善机构救世军所宣扬的逆来顺受的思想；他帮助约德妈妈认识到，应该对人民和现世生活而不是对上帝和来世充满信心；他甚至激起汤姆以牙还牙，杀死了那个残害他的凶手。但是，牧师的原型来源又暗示了作者的抑制倾向；凯西与《圣经》中的耶稣相似，吉姆·凯西与耶稣基督的缩写完全一样；凯西也具有基督似的献身精神。不难看出，作者又希望用传统宗教的方式来解救受难大众，这里，他走的又是一条折中路线。
再看看小说的叙事模式，作者借用了《旧约·出埃及记》这一神话模式。古以色列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一路饱经磨难和考验，最后终于到达“流着奶与蜜”的福地迦南。而约德一家的加州之旅并没有如此美好的结局。相反，他们到达加州后却遭遇歧视、饥饿和暴力。他们的经历彻底粉碎了追寻“希望之乡”的美好愿望，也颠覆了一种被称为美国神话的民族意识：新伊甸园就在西边。为了找到那个可望不可及的新伊甸园，美国人一路由东向西扩张，不断屠杀、驱赶原住居民，毁灭一片又一片森林，一心要找到新的福地以“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此处的颠覆同样受到了抑制，因为叙事结构本身就取材于《圣经》这一养育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性作品，而不是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以外的神话模式。此种安排表明斯坦贝克试图用美国的方式，在美国之内解决美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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