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南方黑人文化的记录者

作者:[美国]沃尔夫冈·莱普斯切 访 李庆学 译




  沃:我还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你作品中明显触及了跨代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老人会》就是你前期作品的一大合成。当老人们表明立场时,托德及斯努克姆等一大群孩子也在场。还有,查理回归时,俨然成了这些孩子们的父亲,他们抚摸他的尸体时更是如此。
  盖:那个场景是重要的。也许我对于美国人太了解了:反抗,进攻,出走。故事中,查理可能对此也太了解了。我必须让他回来,很多人觉得查理不会干那事,真正杀人者是马图。我得费好大劲让人们相信查理是凶手,他有那个胆。至于出走,我笔下的小人物一个也没有做到。简小姐想去俄亥俄州,格兰特想去加州,但又回来了。查理想走,但走不了,凯瑟琳·卡迈尔也想走,但她又不能走。他们的根在那里,他们逃避不了。费阿姨正如一棵树,还没有走就死了。
  沃:所以,目睹了那天发生的一切,斯努克姆可能变得更成熟了,更坚定的扎根在那里,向后人传承这个故事。
  盖:是的,完全如此,《临终一课》中就是这样。格兰特必须回到学校,在最后一句他转向了那些孩子,哭了。他要放弃一切,去好好教书拯救那些孩子,这样,他们长大后就可能扎根于此。如今,孩子们要留下来了,去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他们留在那儿工作、生活、战斗直至死亡。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沃:我发现就种族发展而言,你的观点跟马丁·路德·金有些相似。首先,种族隔离就意味着如果你囚禁一个人,那么你就囚禁了所有的人。所谓发展,必须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否则就无发展可言。
  盖:是的,我很喜欢他。你知道,我们都是同一天出生的,他长我4岁,都生于1月15日。
  沃:还有,路德·金提出了忍受苦难的新见解,即坚守信仰就要忍受苦难,灵魂就能得到拯救,尊严就能得以恢复。
  盖:对,这一主题在我的书中也反复出现。有一种界限,我笔下的人物大多愿意超越,不管会遭遇伤害、死亡还是其他不幸。你要有所变革,特别要对历时已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有所改变,你必须忍受。肯定要有一个倡导者,其他人再效仿,这个人通常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沃:这是否也说明如果你退缩,也就愧对你承受的压迫,即金所说的“沉默就是背叛”。
  盖:是的。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没有视自己为革命者,他们只是觉得“我应当这么做”,从未考虑是否会有人步其后尘。另一方面,在《临终一课》中,格兰特还是说服了杰斐逊要使那次行动对其他人有所改变。
  沃:我越是仔细阅读路德·金的演讲,就越觉得你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盖:你知道这并非因为我曾读过他的演讲。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有近乎相同的感受。我记得亚历克斯·黑利在写《根》时我正在写《简·皮特曼小姐自传》,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却都在写同样的事情,就是那么巧合。
  沃:那么你不是在特意接受路德·金的观点?
  盖:不是。有人曾问我在塑造“三人”中的普罗克特时是否受到马尔科姆的影响。事实上,一点没有。为了有所变革他就得进监狱。我只想到了这点。我很喜欢海明威,一个人身体垮了,但道义感却增强了,精神得到了升华。但在创作时,我没有想到海明威、马尔科姆或金,而是满脑子充斥着我书中的人物。别人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积聚多了,创作时可能有所体现,但全是下意识的行为。一旦坐到桌旁写作,我不会使自己被他人左右。
  沃:你总是喜欢那些捍卫自己信念的人,像路德·金、詹姆士·梅瑞狄斯等。你也曾说过你愿意在作品中体现梅瑞狄斯的观点。
  盖:正是梅瑞狄斯让我回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我原打算在1962年和朋友去墨西哥的。我要离开美国,因为我认为美国太商业化了,它禁锢作家的创造力。一切都是成品,一切都在消亡。我的朋友们,有白人也有黑人,都要离开美国,远去墨西哥、非洲和欧洲等。1962年,我原想和两个朋友一起离开,但为了谋生放弃了。那年9月,詹姆士·梅瑞狄斯去了奥利·米斯(Ole Miss),于是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假如我去了墨西哥,我可能再一次出走,从我的作家生涯中出走,从一个真正的自我中出走,甚至从生命中出走。因为梅瑞狄斯来了奥利·米斯,我开始面对生活。我开始明白要有所成就,就要留下来而不是出走。那时,在我眼中他是世上最勇敢无畏的人。当然,金也是这样的人。正是因为梅瑞狄斯,我在1963年1月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在那停留了6个月。恰恰这6个月拯救了我的创作生涯。在此之前我计划用4年时间写完《凯瑟琳·卡迈尔》,但没如愿。是6个月的生活体验使我一回到旧金山就完成了这本书。假如没去路易斯安那州,我不可能完成这部小说。假如梅瑞狄斯没去奥利·米斯,我也真不可能去路易斯安那州。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李庆学:山东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26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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