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和美国诗人对话
作者：邓海南
数年前曾经有两个美国诗人来访，在见到他们之前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但他们在对一国又一国的访问中积累着自己的影响和声誉。古代诗人的吟游变成了现代诗人的出访，现在的诗人要是没有钱，连吟游也是做不到的，只能在斗室里困守。有钱的诗人更容易有名，不知道这该算一条艺术规律呢还是一条经济规律？他们自立门户的“语言诗派”是和传统诗歌完全不搭界的标新立异的产物，“语言诗派”是以解构的批评做为主干来进行创作的，在晦涩的程度上让中国的所谓“朦胧诗”望尘莫及，所以他们要求你先读懂他们的理论再去读他们的诗歌。我对这种有点强行销售意味的诗歌兴趣不大，但出于接待者的礼貌，还是大致翻了一下他们事先送上的诗集。来访的两位诗人中有一位叫汉克•雷泽尔，他有一首名叫《作文》的诗起首是这样写的：
这是什么砂锅什锦杂烩煮汤甜点
圣者说我很惊讶你们已等我
这么多年而他们将回答如果没有……
我心里骂道：这叫什么鸟诗！也许他自己十分欣赏，他的同派诗人也十分欣赏，但我只能认为不堪卒读。正要翻过，手指下的两行却使我停下了手——
……火炉可以烤面包火炉可以焚化
人体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犹太人痴呆者残疾人
跳过一段无关紧要的段落，下一节更使我心灵一震——
一把刀是用来切面包的我说所有人类的生命都很神圣
但是我们人太多了就无法神圣用来切面包的我说
若我们没有被创造出来或许更好些但是
既然我们已经被创造让我们检查自己的举止一把刀
是用来切面包的我说尝尝那汤勺子在这儿
慢一点你会觉得好些一把刀是用来切面包的我说
我一下子觉得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打动了我。正常的人用来烤面包的炉子，疯狂者却用来焚化人体。而刀子，从这一最原始的切割器上繁殖出来的武器家族已庞大和繁多得足以成为和人类生存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刀早就被人类用来互相切割，被用来在人种、民族、宗教和国家间划出一道又一道笔直或弯曲暂时或长久的界限，而他却只对着面前的餐刀喃喃自语：一把刀是用来切面包的我说。
再往下读，跳过一些无关紧要的段落——
世界图景随着石油市场的瘫痪而改变
富裕而不是自由又成了他们的目标
打开国门哦瘦骨嶙峋的退伍兵们跑了出来
所有的战争都结束了领袖的时代过去了
神甫当了两个礼拜的随军牧师回来后
正兴高彩烈地对人群讲他的感受
他对自己在潜水艇和驱逐舰上的经历惊叹不已
一把刀是用来切面包的我说。
第二天在会见汉克•雷泽尔时我用英语向他念了最打动我的那一段诗，用原本的语言念一首诗和用译文来念那感觉是大不相同的——A knife is for cutting bread Isaid
all human life is holy
But there are too many of us for that to be so
For cutting bread I siad
Perhaps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had we not been created
But
Since we have been let us search our deeds
A knife is for cutting bread I said try the soup heres a spoon
Take itslowly you ll feel better a knife is for cutting bread
I said我的英语只能说到这个份上，继续深入地谈诗只能通过翻译了，但我想他大致了解了我所想表达的意思：你说的那把刀确实是用来切面包的我说。
在一首不是为传统的读者准备的标新立异的诗中发现了一些精彩的东西，这种发现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对于单纯的阅读和欣赏来说，我觉得语言诗派中有的诗还是显得太芜杂了。当然作者恐怕不会接受你这种批评，因为芜杂正是他想着力表现的艺术特点之一。而我对这一点却是不以为然的。
对于许多标新立异到了故意给阅读制造障碍的写作方法我多少有点不以为然。标新立异是好的，标新立异应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不是让人感到如入雾中的困惑。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写法，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文学上的销售方法，在卖给你作品的同时要硬性地搭配给你一套解读作品的理论，以此来和传统的文学拉开距离，并以此为自己赢得存在的空间。因为不用一点与众不同的理论来为自己开道，他们的作品便永远不会引人注目。在我看来，作品就是作品，无论是琅琅上口的歌谣还是只能默读的哲思；无论是乡间大道还是迷宫的曲径，只要是靠本身的感染力打动读者的就是好的。能为某种理论开道的作品是值得钦佩的，而需要理论为其开道的作品我总归有点不买帐。
后来又有两位美国诗人来访，在市作协的冯亦同先生和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张子清教授的安排下，我们几位南京的诗人和两位美国同行在朝天宫附近的金阳光酒店进行了一次“沙龙”式的聚谈。这两位美国诗人，一位是美国新诗坛的著名诗人伦纳德•施瓦茨；另一位是他的夫人，原来是中国诗人而现在是美国诗人的张耳。诗人与诗人谈艺术有时候比商人与商人之间谈生意要困难得多，因为商人之间的价值尺度是一致的，那就是钱；而不同的诗人却有着不同的艺术标准，这就是艺术世界五花八门流派众多有时候互相不能理解的原因。据张教授介绍，两位诗人都是属于先锋一类的很新潮的诗人，前面提到的语言派诗歌在他们看来已经是落伍之作了。与之会谈的冯亦同、吴野、方政诸君则显然是比较传统的诗人。而我则自认为居于传统和新潮之间，有自题小诗为证：“我是一棵树 / 一棵纯朴的树 / 脚下是深厚的泥土 / 头顶是飞动的新潮。”
因为传统和先锋之间的距离，交流间的误解和隔膜是明显存在的。有时候因为翻译，因为口音，因为观念，都会发生一些有趣的误读。比如冯亦同君谈到法国诗人佩斯的一首诗，大意为：“虽然原子弹的光芒可以强过太阳 / 但捧在手上的泥灯依然不可取代。”泥灯是一种人本主义温馨之光的象征，却被两位美国诗人理解成了泥盾——泥做的盾牌。用泥做的盾牌去对抗原子弹，他们认为也能够言之成理，并认为泥盾的意象比泥灯还要好。又比如，我朗诵我的一首新作《如果优美的文字离我们而去》，我这首诗的感慨是对当前许多“有脑汁没有血液的文字 / 有欲望没有灵魂的文字 / 有脂肪没有筋肉的文字 / 有皮囊没有骨骼的文字”而发，认为“我们已经忘了 / 真诚是优美的第一要义 /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 / 熟练而轻浮的 / 奢华的文笔。”这其中或许也应该包括某些故作晦涩的文笔。这首诗其实是一种平白如话的呼吁，不懂汉语的施瓦茨听不懂是自然的，奇怪的是本是中国诗人的张耳也没有听懂。听完了以后犹豫了一下问我：“我冒昧地问一下邓先生，您这首诗不也是用优美的文字写的吗？”大概是她顺着自己的思路，把诗的意思完全理解反了。我说：“是啊，我用这种或许会被你认为是平白的语言来写就是不希望给读者造成障碍。”但是她却没能听懂。可见读不懂不仅是传统诗人对新潮诗人的问题，新潮诗人对传统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读不懂。关键是在读之前脑子里已事先有了一个读解的定式。其实我们之间有些看法是共同的，都认为诗不应该惟利是图，都反对诗的庸俗化利益化，在我的这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审美的极光，只在人烟稀少的极地孤傲地照着。在尘世中，所有文字变成霓虹灯广告，闪烁着最直接的功利。”而他们反对诗被广告或政治利用的办法是尽量把诗写得曲折艰深，而不是浅显易懂。只要能抒发自己的胸臆，一般人懂与不懂是无所谓的。所以参加会谈的南通诗人王雪飞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难以让我理解的‘湿袜子’（施瓦茨的谐音）啊，多希望你成为易于亲近的‘干毛巾’！”因为懂英语的他从施瓦茨的诗作中挑选了几首较短的诗译成了中文，却发现无法跟上他的思路而获得审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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