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汪曾祺的诗心
作者：石 湾
前不久，文友何启治在收读我新出的集子《昨夜群星灿烂》后打电话给我，说我真是个有心人，当了几十年文学编辑，保存下了那么多作家的信札，尤其是我在书中引用的几封汪曾祺的信，很是珍贵。他还告诉我，《当代》杂志新近刊出的《文坛双璧》，写的是汪曾祺和林斤澜，记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往事，不妨找来一读。启治兄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曾主持《当代》的编辑工作多年。我说，《当代》从未发过写作家往事的文章呀，这回怎么破例了?他说：“《当代》确实未发过此类作品，但这篇东西确实写得好，很受欢迎，连我手头的这期杂志也被人要走了，不然，我就可以给你寄去了……”经他这么一推荐，我就找来了这期《当代》，认真拜读了由《温州晚报》程绍国先生写的这篇《文坛双璧》。
我在上世纪末，即“文革”结束前后，曾借调在北京京剧团创作组两年多时间。当时创作任务压得很紧，规定创作人员都在团里吃住，只有周六晚才可回家休星期天。我与汪曾祺住对门，可以说是朝夕相见。读《文坛双璧》一文，自然又勾起了我对汪曾祺先生的许多回忆。对我触动最大的是，程绍国先生在文中引了汪曾祺一组短诗中的《早春》：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树叶……
远树绿色的呼吸。
该文还提到，在反右运动中，这首诗曾遭到批判，“积极分子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遗憾的是，文中没有注明这组诗发表在何处?此前，我从未在报刊上读到过汪曾祺写的新体诗，也未见他有诗集行世，于是就到首都图书馆去查阅《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终于读到了他所留下的十八篇(组)诗。首先，我发现《当代》所引《早春》一诗，有几处错了。原诗应为：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若不细心读，是很难发现引错的。但汪曾祺是个在用字练句上极为讲究的作家。如首句中将“叶子”误录为“树叶”，则就犯了大忌，一句诗中出现了两个“树”字。已有“树杪”在前，此叶子当然不是草叶或花卉之叶，怎还要重复标明是“树叶”呢?再就是“远树的绿色的呼吸”，误成为“远树绿色的呼吸”，省却了一个“的”字，读起语感就不一样了。而汪曾祺写诗作文是“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的，一旦丢却了内在的节奏感，诗味(或美感)也就淡了。
我在查阅《汪曾祺全集》时，还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读到了他对1957年遭受批判时的一段回忆：“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而只有那位积极分子对《早春》的发言，他“还留有印象”，并特意说明：“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由此可见，诗和诗人朋友在他的心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汪曾祺这组题为《早春》的短诗，是刊登在1957年6月号的《诗刊》上的。除此而外，收入《汪曾祺全集》的诗，只有《回乡杂吟》、《贺〈芒种〉四十周年》、《我为什么写作》曾分别在《雨花》、《芒种》和《新民晚报》上发表过，其余十四篇，他在世时均未能得以发表。但我知道，他手里是存有诗作的。就是在“文革”末期，他曾给我看过一组诗。事隔近三十年，组诗的标题我已想不起来了，但其题材是有关内蒙古草原和鄂伦春族风情，这是记得很清楚的。这组诗的风格清新明快，朗朗上口，汲取了少数民族民歌的营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就建议他将这组诗拿出去发表。而当时的文学刊物极少，京城只有《解放军文艺》和复刊不久的《北京文艺》、《诗刊》。他问我这三家刊物都是谁在编诗?我说了几个我认识的编辑的名字，他感叹道：“一个熟悉的朋友也没有，只有李瑛(时任《解放军文艺》诗歌组组长)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算是校友，北平临解放时曾见过(当时他夫人施松卿在北大任教，他闲居于北大)，但后来从未打过交道，贸然投一组诗去，也不怎么好……”就这样，他就将诗稿塞进抽屉，作罢了。到了1985年初，我在参与《中国作家》创刊时向他约稿，他说手头新写的小说、散文都被兄弟刊物“抢走”了，过些时再给你们写吧。我就说，在北京京剧团创作组时，你不是给我看过一组诗吗?找出来给我们就行了。以往，文学界的朋友对他大都不熟悉，只知道他是剧作家，《受戒》破门而出后，才知他是位了不起的小说家。我想，发一组他的诗，也许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风景。
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了他写于4月20日的信。此信主要是让我帮他找两期刊有他散文《果园杂记》和《旅途杂记》的《新观察》杂志的，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一本散文集，我想把这两篇收进去，但刊此两文的杂志我已丢了，……《新观察》的人我都不熟，不想麻烦他们。你如保存着这两期刊物，能否借我一用?”因我原在《新观察》工作，是他这两组散文的责任编辑。说完此事后，他在信中写道：“你曾建议我把写过的诗拿到《中国作家》发表，我的诗稿早已不知去向，现在想也想不全了。那几首诗也没有多大意思，里面还提到‘越境的熊’，于中苏邦交不利，不宜发表。”紧接着，他还关切地问了一句：“你最近写什么?写诗还是写报告文学?”
我年轻时，爱好写诗。当年北京京剧团创作组的同仁，也都是因为看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诗作，才由剧团分管创作的老团长薛恩厚出面，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主要负责人袁水拍协商，把我借调去搞剧本创作的。袁水拍是著名诗人，他知道我从干校回来后依然想从事文学创作，说：“你就先借调过去吧，写京剧剧本需要有诗的功底。汪曾祺的唱词就写得很好。你去了会学到很多东西的。”借调到北京京剧团创作组后，我得知《沙家浜》和《杜鹃山》虽都是集体改编，但那些脍炙人口的精彩唱段，其唱词无不出自汪曾祺之手。我最佩服的是《智斗》中阿庆嫂的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可以说，这段唱词不仅巧妙地把数字运用到了极致，而且把旧诗(“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从苏东坡的“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脱胎而来)和来自民间的富有生活哲理的生动语言糅合成了隽永的绝唱。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啊!平时聊天，他就常对我说，无论当编剧，还是写新诗，多学一点旧诗、民歌和曲艺，对创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当然是他的经验之谈，我至今仍铭记在心。
如今，人们一提起汪曾祺，都要说他是沈从文最得意的弟子。可当年我借调在北京京剧团创作组时，却从没有听他谈起过沈从文先生。创作组组长杨毓珉，与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学。当初他摘掉右派帽子后，一时间无单位愿接收，就是杨毓珉提议把他调进北京京剧团当编剧的。众所周知，他们的老师中有三位大作家：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建国后沈从文被打入另册，几乎与文坛隔绝，作为被“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汪曾祺对这位恩师的名字，自然也就讳莫如深了。但闻一多和朱自清，他是经常与我谈起的。一是这两位作家作为民主斗士早已盖棺论定，有毛主席的“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的“最高指示”为证；二是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的恩师赵瑞蕻及其夫人杨苡先生，也是他西南联大的同学，赵先生和杨先生又都是诗人、作家。在西南联大，闻一多教唐诗，朱自清教宋词。他的古典诗词的深厚功底，无疑就是那时打下的。他说，闻一多先生很欣赏他。他曾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他说，他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上的画，因此颜色格外浓烈……他还不只对我说过一次：“你老师赵瑞蕻的诗欧化的句子太多，我可不怎么喜欢。你学诗还是要多读唐诗和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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