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从地下到地上
作者：孙文波
非最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这只是一个写诗的人的看法，而那些搞文学研究的，尤其是搞文学史研究的人和我的看法也许会截然不同，他们也许会在这样的问题中，发现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社会状况的东西，并进而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在对“地上”与“地下”的诗歌状态——写作与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中，找到对之的丰富描述，进而揭示出某些带有人类正义、道德、良知在社会中显现的规律。他们关心的是事情。而说到社会状况，在一般人的眼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一种好的事物只能以隐密的形式出现在人的视线或传说中时，可能说明某种不正常正在成为一个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并改变着或试图改变人们对事物的基本理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诗歌的“地下”与“地上”，当然是可以的，甚至也许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我仍然认为“地上”或“地下”作为问题，不是一个诗歌内部的，譬如说写作学上的问题，它更主要地与社会状况相关，凸显出来的是诗歌如何作用于社会这样的问题。因此，说“地下”或“地上”，实际上关联的是我们怎样看待一个社会，怎样对这个社会与诗歌的关系做出恰当的评价。
如果说我今天以僭越的姿态来谈论这个问题，那么我只能说到的是：在我们这里，或者说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所经历的诗歌从“地下”到“地上”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
有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在他们那里，诗歌不仅仅只是体现了这一过程，而是参与了这一过程的形成，并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对社会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的角色。我对这样的
看法是有疑问的。联系到我在很多场合听到的人们，主要的是写诗的人自己，对于诗歌重要性的说法，在他们的没有诗歌社会就会一塌糊涂，人的灵魂就会失去寄居之所的言辞中，我总以为存在着夸张的成分，而且这种成分中存在着太多自我怜惜的色彩。虽然我已经写了近二十年诗，但因为我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的认识，我越来越认为，相对于更多的事物而言，诗歌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并不见得像有些人说的那么重要，虽然它过去或许重要。没有诗，人们照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们不能说他们生活得不好。
当然，我同样理解那些把诗歌的重要性提高到空前高度的人们，当一个人一生的身家性命都与诗歌捆在一起时，不这样说他又能怎样说呢?在这个世界上，谁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谁又愿意看到自己的社会身份被边缘化啊!
这看起来是把话扯远了。但实际上并不远。因为这里面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诗歌从“地下”走到“地上”，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过程中，存在着社会对诗歌意义的看低过程，即对它的需要的重要程度在减弱。这样说看起来有些悖谬色彩。也与人们一般对“地下地上”的理解不同。在有些人眼里，不管“地下地上”，诗歌首先是作为干预性力量存在的，具有评判社会生活的权利和道德与美学优势。
问题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当一个社会认为诗歌具有的干预性力量非常强大，甚至强大到具有了颠覆性能量时，对它的压制就越强烈，它所得到的生存条件就越差，“地下”当然是它不得不在的生存状态。而“地上”，作为说明，它大概说明的是，要么社会已经足够强大到对诗歌的干预性力量不在乎的境地，要么说明诗歌本身的干预性力量对于社会来说已经非常不重要了，社会已能够运用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力量消解它，使之不再产生丝毫作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干预性，并不简单地是指诗歌面对社会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还意味着它在面对来自艺术性本身的保守，或陈旧势力时，表达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在这一
点上，它或许更为重要。因为诗歌发展的要素之一就在于，变革作为必须，一直是诗歌存在的基础性要求。如果没有对诗歌的新可能性的发现，也就很难说得上它会给予人新鲜感。虽然不能说新鲜感是诗歌成立的标准，但是它却带有创造性的意含。所以，干预性在更纯粹的意义上讲，它仍然具有对艺术本身解释的意味。
而今天，我认为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由于它所采取的种种发展策略，已经把诗歌的干预性力量降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社会已经不再把诗歌看作可以起到颠覆性作用的对手。而因
为已经不是对手，所以对之的压制自然而然解除了，留下的仅仅是打着传播流通规律的幌子的生存规则，这种规则以需要为尺度，发挥着左右诗歌传播流量的作用。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把“地上”看作是某种社会发展与变化的体现，但实际上，它很可
能体现的是这个社会已经采取了另外的策略，找到了对抗干预的方法，因而，才会出现“地上”的实现。正是看到这一点，我从来不乐观看待现在我们所享有的所谓“地上”的诗歌状况。我认为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便没有什么是可以值得欣喜的，它不过是某种我们可以称为社会发展策略的变化的具体体现而已。
面对如此的情况，我认为哪怕是作为不搞文学现象研究的诗人，也应该有所警惕，并看到在这样的策略性变化下，诗歌的处境，它所具有的生存环境虽然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同于过去了，但其更为隐蔽的一面可能反而有了困境的意味。写诗的人需要理解这样的局面的出现，因为对它的理解肯定会带来我们对诗歌与社会关系的另外的认识，并促进我们以新的眼光打量诗歌具有的意义。
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怎样看待诗歌本身已作为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也就是说：“地上”与
“地下”，不能成为人们最终评价诗歌的标准。诗歌的标准应该是来自于诗歌自身，它应该是对发展的社会进程总和的自主反映。
我到现在还说不好这种策略的变化对于诗歌而言是不是带有阴谋的意味，或者说它本身的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过，姑且不去管这些问题吧。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关于“地下地
上”的问题。而是当我们理解了自身所处的社会时，怎样为自己的写作找到恰当的出发点，即是说，写作从来不是单纯的，写作是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分析与辩难。
在这一点上，过去十几年来某些东欧诗人的遭遇给我们提供了需要警惕的样本。在写作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时，什么样的动力才是我们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动力，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我们需要在写作中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因此很多时候，我并不关心“地下”或者“地上”在表面上为我们带来的不同，我更关心的是，在一个诗歌失去了公众关注的社会中，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写作所保有的那种品质。很显然，写作必须保有某种基本的品质，这种品质即千百年来，人类对诗歌作用的期待，以及诗歌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重要的是当我们写作时，写作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很多时候，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确可以把写作看作自己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工具，它也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工具的作用。
今后，我们是继续让它发挥这样的作用呢?还是需要以新的要求来为诗歌找到使之成立的基点。不管别人怎么以为，这样的提问对于我是必要的。如果说关于“地下地上”的问题对于我还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意义就在于：什么样的诗歌是今天的诗歌，作为问题它摆在了我的面前。
这一问题或许还应该包括如下的内容：今天，当人们，包括那些权利者，已不再把诗歌的意义看得重要，让其从普遍的视野中消失时，这种对诗歌的忽视实际上给予了诗歌一定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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