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行话，对话，祈祷和词语的游牧特征
作者：敬文东
以看到在十字监狱的庭院中放风时出来散步的犯人；有时，犯人们会把他们的信扔到墙外，我会把信拾起来，并邮寄出去。”这实在是个惊心动魄的事例，它证明，人所渴求的对话是任何强大的时代语境也删刈不了的。而对话的根基又是什么?弗莱正确地说过，只有同一性才能使个性成为可能，诗歌就是由“相同的”的意象构成的，正如英语诗歌使用同一种语言写成的一样。弗莱为祈祷者的语言下了一个定义：同一性的存在。那渴望传达自己灵魂的犯人(请注意这个败类的身份!)只有在同一性存在的情况下，才渴望传达自己的灵魂，同样，如果布罗茨基没有这种同一性，那匆忙扔出监狱之外的信件也就无法被投寄。
真正的同一性起源于人的根本孤独感、畏惧感以及试图消除它们所做的全部努力。它不是说服式的，不是宣谕式的，因此它不需要大嗓门、不需要高声的朗诵，仅仅需要的是可以用默读来辨识的心灵之光。诗歌要捕捉的就是这一缕微光，对于强大的、删刈对话与心灵同一性的1990年代，这同样是阴影，是被强人时代挤压而又在暗中支撑强人时代的小时代，诗歌不是去解释阴影和小时代，而是用同一性的、充满着祈祷般的语言去描述，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去收集阴影和小时代。阴影和小时代同样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它是一种特殊的事实，是可以被称作次生现实的那种现实，它需要以百倍的耐心、同情和悲悯之心去辨识、去发现。
诗歌想要真正地、合平时代地达成，就要努力在诗歌的本性和时代的需求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有效的平衡。这就要求一种恰当的、有效的社会性道德，也就是恰当的、有限度的祈祷姿势。所谓恰当的祈祷姿势是基于常识的姿势。卡尔·波谱尔说，要批判常识。但波谱尔并没有说，我们不能相信常识。我说过，对话要想在诗歌中成为可能，要想达成一种恰当的祈祷姿势，就需要对话者之间拥有一个“交集”，这个交集就是经过批判后可资利用的常识。观点：“我”站在某个一“点”上所“观”看到的事实。不同的观点之间是不可能对话的，因为我们站在了不同的“观”测“点”上；但不同的观点之间仍然需要对话。它决不是无中生有的，这是因为点不具备实体的性质，它可以自转，可以带动不同点上的人看到共同的东西，而这就是具有同一性、经过了批判后可供使用的常识。常识：多重目光的交点，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内，是爱、抚慰、理解的别名之一。恰当的祈祷姿势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有效，任何想把祈祷的姿势描述成天使和上帝形象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尽管事实上的对话都在行话的氛围内进行，但仍然有少量的、真正的对话在暗中进行，它的速度是从容的，它的心态是平和的，它的语调是火热但又是柔缓的，它的态度是宽容的，它既承认现实，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自己的诗学转换，能给过于坚硬的时代抹上一层相对柔软的质地。这就是对话，诗歌中的对话和一个叫做恰当的祈祷姿势的形象的涵义。
词语的游牧特征
凡斯种种，毋宁说只是对话得以达成的条件，而它最终的达成，却要落实到语言上。W．本雅明在《翻译家的任务》一文中，谈到了语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性。他说：“一个诗人的词汇持久地存在于他自己的语言中，即使最伟大的翻译也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语言自身的生长，这并不是一个诗意的说法，而是对一种语言行为的真实描述。诗歌中对话的达成和实现，最终的任务要落实到语词上。它需要一种特殊的构词法。
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要有储备一批和时代有着紧密上下文关系的私人语汇，它决不是突然生成的，也不是一出生就开始长胡须的，而是随着对时代事境的体认自然长大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成熟诗人那里找到不同的、只属于个人的词根，通过对这些词根的分析可以达成对不同诗人的较为准确的理解。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所有不同的词根，因为它们应该和时代之间已经构成的上下文关系，所以在不同的词根之间必然有着交叉部分(交集，常识)，正是这一关键，陛的因素，使诗歌中恰当的祈祷姿势能够得以完成。弗莱曾说过，一首诗最明显的文学语境就是其作者的全部创作。这是有待修正的建议。更加正确的说法在这里：除了这个作者的全部创作外，还包括同时代人的所有创作，甚至包括人类文明的所有创造。必须要把一首具体的诗作放在这个整一的语境中看待，我们才能精准地把握它。
就是在这个广阔的语境空间中，词语在诗人那里拥有了游牧民族的特征：它可以构成这个诗人的词根，却又可以以隐蔽的姿势潜渡到另一个诗人的句子里，至于另一个诗人如何在接纳这个词，要靠另一个诗人的灵魂去辨识。省略掉许多琐碎的、细微的论证过程后，我可以说，正是语词这种游牧民族的特征，使一个诗人的词根中包含的恰当的祈祷姿势在另一个诗人那里复活了，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话关系，它不再是一个恰当的祈祷姿势，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钟鸣曾经敏锐地例举过“瓶子”一词如何改头换面不断出现在曼德尔斯塔姆和爱伦·坡以及斯蒂文思的诗行里。通过这种十分隐蔽的关系，使诗人与诗人之间找到了一种对话的契机，他们互相祝福，在词语的潜渡中搀扶着走过黑暗的、了无意义的人生。他们也由此把温暖、对幸福的渴望和理解交给了人，在有限度的范围内，为人间事境，为俗不可耐的事境所包围的人提供了温暖，让他们有力量继续和事境纠缠下去，而不是抛弃事境，走向空寂、禅院和彻底的虚无，或走向牛二们的家族。
而在一个词语普遍已拥有奔跑着扑向姿势的强人时代，行话已删除了这种对话的祈祷式语言。但通过诗人们的努力，通过灵魂深处对同一性的高度渴望，注定会使每一个行话词语都可能进行转换。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正是从这一维度开始了对词语的重新认识。没有不可改变的东西，张牙舞爪的行话语汇并不必然没有机会重新去势。
强人时代的事境意味着行话时代的全面降临。行话和对话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它们都有维系自身存在的同一性；对行话，同一性则是可以以数串、晚报和银行为标价的利益、权利的分配，以及对成功的疯狂追逐；对对话，同一性则是经过批判后可供利用的常识以及与此相连带的爱、理解、同情。因此，它们有了各自不同的典型姿势：行话的姿势是奔跑着扑向某一个用数字标价后的具体目标，对话则是一个倾听的姿势，最好是一个祈祷者做出的恰当的祈祷姿势。这就导致了语言特征的不一样；行话使语词本身具有了浓厚的单一性，它直指具体的、表征着成功与利益的目标，它没有歧义，这构成了语境中的几乎所有语汇；对话的语词具有明显的歧义。因此，行话语词的单一性在行话中是以平移的姿势传递给他者，对话语词却分明拥有了隐蔽的、需要用灵魂才能辨识的游牧民族特性。行话其实只有“我”，只有精明算计着的“我”，他者只是一个幌子，对话中的他者是对话的主体之一，是实存的，它是对同一性的支持，是对话的见证者、实践者。
对话不是强人时代的特征，它在事境中几乎已经没有存身的地盘。但诗歌的本性却又使得它必须强制性地存在。对话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来源于心灵，是走出惟技术主义沼泽地的有效法宝。只有仰仗对话，诗歌写作才能既能保持自身的鲜活，又能限定在有效的范围内从而组成一种及物式的写作，还能顺带收集强人时代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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