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忧郁的邮筒
作者：痖 弦
中国古代没有健全的邮政制度，大概除了朝廷、衙门、军队为了政令传达或情报搜集需要，设有特别机构递送公函信件外，一般人书函往来，除了“吉便带交”的方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近代邮政系统的建立，虽然肇始于清季，但一直到民国二十年代，偏远的广大乡村仍难得见到邮差的影子。河南西南一带，乡人们管写信叫“打信”，只要有哪家在外头”当兵吃粮”的壮丁“打”一封信回来，喜出望外的收信者总要留从乡公所来的信差吃一顿中饭再走。这在”邮差只按一次铃”的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通信是人生一乐，不过把写信视为畏途的人似乎也不在少数。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年代的嬉皮书店里，就有出售过一种专门为懒人设计的明信片，上边印好了三十几个状况，写信的人视自己的需要用笔打个勾，签个名就可以投邮了。虽是如此，世界上喜欢写信(至少喜欢收信)的人还是占大多数，鱼雁往返的书信文化，早已成为人类生活中最美好最甜蜜的经验了。
从中外文学生产的历史观察，书信，一直是各种文类以外的一项丰厚的精神遗产。中国的唐宋八大家几乎个个都是写信的高手，在西方，古希腊书信作家的作品卷帙浩繁；文艺复兴以降，欧陆各国重视书简文学的传统从未间断，文豪级作家逝世后，其遗著的整理工作，一定包括书信的汇编与出版在内。书信，早已经被提升到文献的位置，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丰碑了。
法国文学批评家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论书信文学，认为书信是宝贵的人生文件，也是心灵的历史。一封信所反映的，常常是执笔者的原始性格，没有虚构，不加修饰，直抒胸臆，能达到小说、诗歌作品达不到的诚挚与真实。他以大学问家伏尔泰为例，说伏氏最喜欢与人通信，他写起信来意兴飞扬，情绪激越，智慧火花四射，有人说他的信比他正式的论著还生动。其实不只是重要人物，一般普通人的信件也照样有可读性，试想如果考古学家能从塞外古战场的沉沙下，寻出几封当时闺中女子写给征人的家书，那必定是感人肺腑的绝唱。朗松认为，书信更重要的意义，是可以从中观察出性格与性格间，互相碰撞、消耗、渗透、吸纳与修正的真实情况。如果把个人的殊相演绎为社会共相，那整个时代的缩影都在其中了。
早年，上海扫叶山房曾出版一种“写信不求人”的书，其实写信是不必求人的，书信并没有一定的模式，有多少性格模式就有多少书信模式，写信人只要按照自己的习惯，使用方便的文字，保持本色，平平实实，自自然然，就能写出一封动人的信。朗松说千万别相信“写信的艺术”一类的指导，书信之道无他，“当两个人不能讲话的时候，那就写信！问题就是那么简单。”
绝妙好信与绝妙好词，同样引人入胜，也许是人类原本就有偷窥的心理吧，人们对别人书信的阅读兴趣有时还大于文学作品。伏尔泰说“邮政大臣倒是从来不拆私人的信的，除非他需要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路易十五以偷偷拆看巴黎人的往来书信消磨宫中长昼。他皇帝老子要看，谁敢说个不字?
我常常把自己归为“写信的一代”。事实上当年我们那批写诗的朋友都是喜欢写信的。结婚之前每个人都留下大叠大叠的情书，不知如何处理，烧了不好不烧更不好，为了恐怕激怒新娘子，只好把你的信放我家，我的放你家。年长月久虫吃鼠咬最后都不见了。不消说那些信的文艺气氛都是十分浓烈的，试读当年杨唤写给朋友归人的信就可推想一二，写给同性朋友的信都那么文学，写给情人的更是信就是诗，诗就是信了。
书信文化受到最大的冲击，是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出现。我有一位在邮政界服务多年的朋友，对这种传输革命的严峻情况感喟最深，他说用纸笔写信的一代正逐渐消失，今天邮差送到各家信箱的，一大半是收到后马上被丢掉的”垃圾邮件”(Junk mail)。宣纸毛笔写就，篇幅整洁，翰墨生香的尺牍文学恐怕要永远隐入历史了。
如此演变下去，邮筒焉能不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