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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巨石的诗歌银针
作者：燎 原
2007年刚刚开始的元月27日，一群以北京为主体的诤人们赶到哈尔滨，举办了一次诗歌研讨朗诵会。一年中这么早的时间，给人的感觉是小说作家们还没睡醒，诗歌的锣鼓就在窗外敲了起来。但就这一年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而言，它只不过是一条简讯，而由此派生的两件事，却构成了话题。
其一是与会的诗人们联名签署了一个《天问诗歌公约》；其二是一家媒体就此而对一位诗歌评论家的提问：“公约的出现，是否真的表明中国诗歌有死亡的危险?”
在我的眼中，由此缠绕的相关问题，构成了呈现当下诗生态，通向2007年诗腹地的路径。我的这篇文章也将由此开始。
一
签署这份公约的，计有潘洗尘、默默、老巢、叶匡政、梁小斌、车前子等14位诗人，除了影响力不一的诗人身份外，前边的四位，还分别是自己文化公司的法人代表。指出这一点旨在表明，当年先后下海经商的一些诗人，不但相继在诗坛亮相，并且还形成了眼下一些诗歌活动经费的体制外特征；另外一点，便是活动参与者大体上的同人性质。
该公约一共八条。诸如“每个诗人都应维护诗歌的尊严”； “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等。这显然是针对上一年度被恶搞的“梨花体”诗歌风波和诗坛一些非诗的现象所做的一种表述。此外，还有这样两条趣味化的表达：“一个坏蛋写不出好诗”；“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
假如只认识23种以下的植物，就不能成为诗人吗?在这个公约引发的不同反响中，并没有人在这样的表述上较真。排斥的声音更在乎的是，凭什么，由这么一些人为诗人们制定公约?比如一位“下半身”写作的代表性诗人随即就在网络上推出了一篇文章——《一群丧家之犬在给诗歌定公约》。这是一个泼辣而彪悍的标题。但也是这位诗人，在上一年度干了类似的一件事。他在对“当前流行”的“小文人诗歌”进行了抨击后，提出了一个“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口号：“让诗歌重新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
以上信息表明：由不同经费支持的众多诗歌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尽管对概念内涵的指认可能并不一致，但由诗人们发出的“见证时代”或“关注时代”的声音持续强化；诗人们在认真地关注问题，但在诸多个局部，也同样热衷于造势乃至江湖论战。
二
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从国家高层发出的坚持公平、公正、正义，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及强调关注弱势群体的声音，正是这个时代要解决的焦点问题。而诗人们在同一问题上的不谋而合，表明了这个已转换为多种经济分配形式的时代，进入了与诗人们更为深刻的生存联系，并唤起了他们尖锐的时代公义感。尤其是在舆论传媒不时发布着公众的“幸福指数”之类的统计喜报时，诗人们深入生存腹地的言说，就成了祛除遮蔽的时代见证。
郑小琼的诗歌构成了第一种通向时代腹地的观察点。打工者的身份和诗歌题材，还使她成了一个符号性的诗人。
无论当代中国按经济收入或其他标准把社会成员分成多少阶层，从乡村涌入城镇的打工者，都是最底层、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当下经受着最为酷烈的劳动价值剥夺，但长期以来，却又是丕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而打工诗人群体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历史。尤其是像郑小琼这种既有精确的诗艺把握，又有非亲历者既不能拟仿，甚至无法揣测的刻骨铭心感受的诗歌，更成了当下诗坛一个不可替代的存。
由11首诗作组成的《黄麻岭：生存的火焰》(《诗刊·上半月》第7期)，呈现了创造着财富神话的南方汗血工厂中打工者残酷的生存神话。这是当今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非当事者的言说公众难以想象的情景。在这里，打工者的劳动成了身体上不断下扎着“钉子”的生命过程。铁钉把她们“钉在机台、图纸、订单”上，“把加班，职业病／和莫名其妙的忧伤钉起”。并且，“隔着利润欠薪”。而既是这样的“工作”仍然会朝不保夕。那是她们在机器般的中，终于成为“松散的废旧机台”——“身体积蓄的劳累与疼痛，化学剂品／有毒的残余物在纠着肌肉与骨头”。一个女工就这样进入37岁的年龄。当她如同每天一样再去上班时，厂门外的招工栏内却张贴着：“年龄：1 8—35岁”。这也就是说，在资方的眼中，这类女工的使用价值已被榨干，若继续在岗就会因体能透支而发生意外，而给资方造成负担，但至于你本人以后的生计，则与他们毫无关系。但即便如此，打工者的洪流仍然“前仆后继”；“多少年了，我看见这么多她们来了，去了……”，“背着沉重的行李／与闪亮的希望来到黄麻岭，带着苍老与疲惫／回去……”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从被房地产和工业开发吞噬了土地的乡村、从不能养活人的乡村，驱赶到一个又一个的“黄麻岭"，当不受《劳动法》与道义制约的汗血工厂的权力，在劳动力过剩的人口市场上建立，被任意宰割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命运。
而郑小琼的表述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殉难性质。她已完全看清了这一点，然而，她认领，她承受，她在不断承的击打中，以一枚小小的钉子的形态，见证底层的屈辱、资本的野蛮。
这是发生在汗血工厂中的劳资关系，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们呢?西南某州水泥厂的诗人王子文在《一位想歇息的工友触电似的弹起》（《诗刊·下半月》第3期）中记写了这样一幕：一位在毒热的太阳和黄灰的烟雾下挥锹投煤的青年炉前工，在牛一样喘着粗气、双臂已经发软，继而终于坠坐在煤堆上时，突然“又触电似的弹起”。随之，“开始慌忙四处张望／之后才平静下来／仍挥动着铅重的臂膀”。这种瞬间状态闪电般的呈现，更闪电一样痉挛出时代的伤口——随着原先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占据绝对股份权重的企业法人们，已使工人们的劳动成为一种受监控的劳动，他们原先的主人感和荣耀感，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
邰筐的“城市纪事”类诗歌(《诗刊·下半月》第7期)构成了第二种观察点。相对于北京上海这些直辖市一类的超级城市，各省会市一类的地域中心城市，他以北方内陆某地级市为原型的这座城市，只属于三类城市。而正是这类城市，在朝上看齐时充斥着更强烈的财富扩张和消费欲望，向下则连结着由乡土向城市过渡的广大底层人群，由此承载着更复杂的社会信息。这其中既有新开张的“尚都嘉年华"酒吧的出入者一掷千金，“还能看到真正的美国黑妞的色情表演”的消费的豪华，保安“把一些轿车的牌号慌张地遮掩起来”的“羞怯”；又有“有点暧昧，有点脏”的月光，从“小丽的按摩房的顶上”，向空荡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上空移动的低层生理原欲的荒凉。
纪实性的诗歌虽然早已有之，但邰筐却赋予了它新的元素和策略。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题材集纳的体系性。他以“城市纪事”方向上专一持续的掘进，凸现出一个诗歌集群，由此形成对于阅读的强势吸引。但这既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能力——他以诗人和“一位穷人的羞愧”感，发现了这种三类城市社会生态学上的题材空间和无限意味，将公众熟悉的，因熟悉而熟视无睹的纷纭事像，在强势群体的权力财富喧嚣、弱势群体生计的艰涩窘迫，这两个向度上凸现出来，形成既有经验的体认和陌生化效果的震撼。
而邰筐的呈现视，具有一种罕见的全息性。除了“徒步穿越半个城市”这种平面上的视角，“在国贸大厦顶上眺望日落”的鸟瞰式的宏观视角，更有管道般穿行于城市腹脏的微观视点。比如他在“一座摩天大楼主要有什么构成”的设问中，给出的密集答案：“一架电梯模拟人间到天堂的路径”；“一根天线连接上帝的神径”；“一只老鼠钻进它的胃里冒充警察”；“一个摄像镜头对准你隐私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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