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加速”时代的另一种“慢”与担当

作者：霍俊明

　　马累的诗几乎很少有“热闹的景观”出现，他的诗歌世界往往是纯净、自然的，其中的“真”和“恶”反倒是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获得了独特的表现方式，同时马累的诗呈现出强烈的对世界和灵魂的深深敬畏，“在阳光下，我看见每个人／的影子，但大地没有，／她庇护着我们缓慢的生活”(《断章》)。马累的诗大多是抒情小诗，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清澈、透明又有一种可以回味的沉郁底色。“在途中，我遇到一辆马车，／主人在车上安睡，马低着头／走着。在一条干净的乡间／路上，我从树权间看见／零散的天空，安详，静谧，／像记忆中的一位好人，／让我的心灵突然间感动。／是的，就是这样，当我极目／四顾，看见大地像正在分娩的／产床，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大地啊，我和你之间有着／只能用心灵交流的秘密”(《我的诗歌》)。关于乡村的这种特殊记忆使诗人获得了一个得以长久安栖、驻足和涤荡灵魂的圣地，曾经的愤怒、感伤都在“干净”的大地上得以最终的释放和缓解。
　　赵大海的《作为蜜蜂》、《最后的桃花》和《那些叫做樱花的女子》等诗作集中呈现了花的意象。这些月季、桃花和樱花构成了怎样的意象群体和象征的河流?“这个春天疯狂而毫无节制／枝丫间／一盏盏小灯／逐渐暗淡成一个人内心的／黄昏”(《最后的桃花》)。桃花缤纷、灿烂而短暂的“毫无节制”的最终沉坠和生命个体灯盏的最后暗淡正构成了内心中晦暗的“黄昏”，无边的黑夜马上就要掩埋这曾经的绚烂和鲜活。生存的宿命，就是谁都不能在时光的漫漫水线中永远的扬帆航行。而劳作的蜜蜂(生存个体)则在农贸市场、办公楼、机动车马达的喧嚣中承受着更为复杂的生活场景中强大“逆风”的阻力。
　　在诗人勿的身上更能够呈现反讽的质地和在尖锐中穿透黑暗的想象力，“我是一个有腥味的人，不被人喜欢／海风使我粗糙，乖戾。我常常胸怀歹意／我的鱼被买光，我没有任何对于买主的感激”(《渔夫》)。鱼和大海，鱼和网，生活与贩卖，买和卖、我和鱼之间既是悖论又是生存的常态，生存的暖昧往往会消弭看似相互对立和不相干事物的界限。“我是一个有腥味的人”，短短的一句却携带着如此巨大的心理能量，无疑，勿以诗歌的方式解释了生存的奥义和宿命的悖论。
　　孙方杰的诗则能够在散漫的、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中时刻探寻属于灵魂和自由的空间，当然这种探寻的过程也时时充满着悖论和尴尬，“妻子和儿子已经卧床而眠，／看上去有一种恬静的美，／在他们的梦境中飘移。／家中已经没有一点响动，／寂静得仿佛沉进了一个大峡谷的底部。／我突然陷在一阵巨大的孤独中”(《像生活在一座孤岛上》)。孙方杰在真切的令人窒息的混乱、卑微、倔强的生存场景中呈现给我们的是这个时代的“伤”与“痛”：“小卖部里那个残疾的女人正在炖着白菜，／丈夫说：小心别烫着你剩余的那根指头；／而卖包子的老乡已经怀孕；／五冬六夏卖啤酒的老N已经把桌子摆在了外面”(《拐过街口》)。如果说80年代的杨黎呈现的是既不荒诞也不崇高的“冷风景”的话，孙方杰则用饱含热度的眼泪将底层生活的沉重和佝偻的身躯填充在当年杨黎诗歌写作的空白区域，因此，孙方杰的“拐过街口”给我们展示的是一览无遗的时代的盲区。
　　山东大地上的这些青年诗人，在高大建筑、低矮民居，光亮的厅堂和黑暗死沉的矿区、城市与乡村、现场与记忆的广阔空间展开反思、辩难、诘问。这些山东青年诗人的诗作也许并非完美，但在这个时代无疑具有重要性。这种本原性质的诗歌存在证明诗歌决非简单的修辞练习，而是对良知和道德的考验的一场烈火。在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面对生存和内心，在边缘地带坚持挖掘，这本身就是对诗人姿态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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