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文化数据库时代的格式化写作
作者：燎 原
把“中产阶级趣味”引入当下诗歌创作倾向中来诟病，很容易把话题导入社会政治学的范畴，并使人将它与意识形态潜在的思维惯性相联系。
因为这其中明确地涉及到了“阶级”这个概念。而假若我们一定要用“阶级趣味”来谈论诗歌问题，那么，在中产阶级趣味这个概念的两端，就必然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趣味和无产阶级趣味。如果前者还没有在当下的文化生活中形成气候，而后者，则显然已是一个天然性的存在——指责中产阶级趣味所依据的基点和立场。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文化批判一直是这样干的，只是，那个时代尚还没有现今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趣味之外的一切阶级趣味。
从1979年开始的社会经济改革，已经淡化以至涂抹去了阶级的概念，所有的人都是不受阶级成分歧视的公民，而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不断地缩小公民中的穷人群体，把他们变成富人，换句话说，就是把物质上的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最能够接近实现的目标，就是物质上的中产阶级。
说到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我会自然地想到这样一些人群：知识群体中的技术专家、金融资本市场的运作者、文化艺术市场的投资者和出品人、高新技术领域持有股权的科研人员、市场上走红的书画家、导演等等，总之，他们大都是靠自己的专业技术智能而立足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史上没有劣迹。
当然，中产阶级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意味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判断事物的理性准则，专业技术领域的精深能力，文化艺术范畴中丰富、雅致的趣味。因此，它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体现。而财富上的爆发户，则肯定不属于文化形态上的中产阶级。
(关于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一文，把19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表现，并且是由“激进知识分子”为发动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攻击而搜罗出来的不良文化表现，套用在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头上，它可能说对了一部分事实，但与另外的事实则出入较大。从财富的拥有量和老道的政治文化立场这两个标准上来考察，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充其量还只处于中产阶级的初级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属于知识文化精英，在向中产阶级的递进转型中，并没有脱弃自己的精英属性和立场。一般而言，他们还是当下经济文化生活中一个健康而活跃的群体。
因此，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构成伤害的，肯定不是这个中产阶级，而是愚昧与腐败。对文化以及诗歌构成伤害的，仍然还是愚昧，以及商业主义和各级“权威”奖项合谋的诱惑。
我之所以对这个愚昧如此敏感，首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事实，还由于我最近在一本民间刊物上(肖铁编《今朝》2006年第1期)，看到的一份来自当下中国城乡院墙上的“标语大全”。那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比如：
——南方一座尼姑庵墙外的标语：“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
——普及义务教育的标语：“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
比如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标语：
——北方某农村：“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出来”。
这些愚昧野蛮，侮辱百姓并自以为是的事情，是社会中的行政执法者们干的，并且还是有文化的执法者赋予了诗歌元素的“文化制品”，比如它的比兴方式，它的对仗、排比、押韵等“有意味的说出”。反过来，我们在当下诗歌，尤其是网络诗歌中，则会时而感受到这种风气的变相流布。一种文化群氓式的诗歌排污—但它们并不是后现代立场上的文化颠覆，也与民间形态上的野生活力无关。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我们潜在的思维标准中，所谓的教养、优雅等德行，一直是与资产阶级和小资这一概念相联系，并遭到讥笑和嘲讽，而愚昧和野蛮则在底层大众或无产阶级这一属性上，获具了先天性的道德优势。这无疑是对底层大众或无产阶级的误解和歪曲，但这一歪曲不但没有得到是非标准上的清算，并且更进而成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诗人应该持有思想启蒙的使命，那么，他首先应该面对的便是这一问题。
至于当下诗歌中的“冷漠”、“自恋”等征状，我想它肯定与“中产阶级趣味”无关，从这些诗作的文本特征及其生存场景来看，我更愿意把它们称之为“文化数据库时代的格式化写作”。一种以专业技术数据达标为核心的诗歌自娱。
自198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创立了“IS09000”这一企业管理质量认证体系，并被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引进推广之后，数据化标准随之大规模地向着各个专业领域渗透。比如“(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也就是“CSCI”的建立，它事实上就是为格式化论文专门设置的一个数据库；而它的深层功能，则是将所有学术论文纳入格式化处理的体系性设置。这个体系的核心原理，就是对构成一个文本的综合要素，做出尽可能细化的各种数据分解，然后以之为依据，形成一种用数据表示的规范格式，作为论文写作和质量认证的标准。一篇毫无生气的论文，只要遵从了这一数据格式，就获得了进入数据库并被认证的资格；反之，那种呈示着学术光芒的写作却会因着对于格式的越界，而被拒之门外。一般而言，数据化标准是事物内在量能最清晰的表示，但它却不能考量人文学科论文表述中的情感因素，而无法考量的，便必然成了它要删除的。
“文化数据库时代的格式化写作”，正是这种论文写作模式向着诗歌写作中的转移，当格式化的论文写作已经越来越成为处在于当下文化现场的专业考评体系时，这种诗歌写作也正同样地处在于当下社会现场，乃至公共诗歌现场，形成了一种排它性的专业技术会员俱乐部的写作。这种诗歌写作的本质，就是删除情感因素(抒情化)，排除俗世“杂色”的文本数据达标。它所依据的标准，同样是当下国际性诗歌文本技术性和观念性的数据，在纳入了写作者个人生活场景的转化性写作中，考核这首诗作发现、涉及、或解决了什么样的文本数据问题，从而实现国际数据认证体系中的文本流通。但从眼下的实际状况看，这还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这些诗歌目前最有效的流通空间，则还处在它们的技术会员俱乐部范畴。
粗浊的诗歌排污和格式化的数据提纯，这是眼下诗坛两极性的写作呈示。但前者基本上不构成一个诗歌话题。对于诗歌，技术永远是重要的，并且是绝对不可蔑视的，但技术永远不能独自实现人文力量的震撼。那些伟大的作品最终都会在“复杂的简单”这一形态上饱含了技术，又否定并涂抹去了技术，而把“简单的复杂”留给了技术主义者去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