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真实地感受社会
作者：李 更 文 夕
文夕：真是十年了，人生苦短。
今时今日你提这个问题真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我怎么感觉今天整个大陆的情况就有点像我在深圳要写《野兰花》的前夜。当时深圳经济一片火红：地价涨房子涨，股票在1992年起涨1993年大涨，全中国的资金都往深圳涌，设办事处的，设窗口的，开分公司的，大小银行往深圳投资的，台资、港资蜂拥而至的，个人企业带着资金上深圳炒股票的……
1993年10月深圳开创全国先例，进行文稿拍卖，明星刘晓庆的自传的一个书名就拍卖出了108万。这件事使我动了心，我这才知道写书是也可以赚钱的，经济的动力以及对写作的向往，使我心里开始有了写作的念头。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着要写一本长篇了。我盘算着只有长篇的稿费才能抵得上我的职业收入，中短篇或是在报刊登点豆腐干那点稿费吸引不了我。
当时深圳仅有的几家证券公司门口昼夜站着坐着躺着排队买股票的人群。小伙子买一趟股票，挤出证券公司时全身的扣子就都没有了；姑娘穿了棒针衫挤一回证券公司，出来就像现在的人体艺术一样，周身全部挤压上了毛线编织花。茶桌饭桌上谈的全是股票；路上许多走路不看车就看股票机的；年轻医生一手开药方一手按股票机；幼儿园的女教师见到接孩子的家长，第一句问的是今天股票是涨还是跌；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场面，一群衣着体面的证券经纪人把一个衣着邋遢的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伙子，当祖宗一样侍候着——就因为他是本地农民，他个人拥有两三百万元的股票……
当时我在地产公司工作。看到的：有排一夜队领到一个认购房号就卖三万元的；有跟售楼部经理勾结五五分，倒卖一个房号就分得五万元的；有跟开发公司老总睡一晚，得一个房号卖十万的；当然也有跟老总多睡一阵子就得一套价值百来万的房子的……种种现象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世界疯了，深圳人好像都疯了。我受不了，快要崩溃了，我要找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到了1994年正好公司领导调换，我便激流勇退，辞去所有职务，跟所有人说回老家了，猫在深圳河边的一套公寓里，停了BP机，断了电话，天天看着深圳河，照猫画虎学人写书了。
李更：有人说你是“下半身”写作最早的试验者，也有人说你是“二奶文学”的始作俑者，在中国1989年以后的文学发展中，找到了作为女性视野里最直接表现当代中国女性内心深处某种有着时代遗迹的东西。以后开始出现像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等等一大批更加暴露的入世小说，她们甚至被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媒体称为当代中国青年、当代中国社会的代表。你认为你和她们有关系吗？
文夕：现代文学中的“二奶”的确是我第一个创作的。如果说“下半身”写作这个名字在前几年能够这么风行全国，我认为主要是宋明以来理学造成的文学禁忌和严酷的文字狱所造成的。不是某个女作家就能主动控制这个风向的。在日本和国外一些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金瓶梅》的研究价值就远远超过《红楼梦》。对于我来说《金瓶梅》让我更真实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市民生活情景。
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位西方大艺术家说的了：艺术就是美和性！中国圣人也说过：食色性也。我认为文学的艺术性是回避不了性的，当然更离不开美。如果只有性，没有美，那就谈不上艺术性了。作为小说还是要一定的艺术性。
我和她们没有任何关系，我跟文坛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是文学人，既没系统学过文学，也没刻意追求学习过。既无师承亦无学友，我只是一个文学票友，我的文学基本素质是从喜爱阅读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我跟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没有联系过。我一直比较喜欢阅读古典白话小说，我连中国现代文学评论都不甚了解，至于西方文学评论和媒体更没有了解了，所以也很不注意这方面的信息。
李更：二奶现象其实并不是你发现的，却是你去表现的，你的四本长篇小说都是以这个特殊群体为表现对象的，一直到现在，抨击你的声音和称赞你的声音都一样强烈。抨击你的人认为你给深圳这个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抹了黑，只看到城市的一个局部，没有看见其它更为光明的一面。称赞你的人认为你的小说认真地观察了一个被故意忽视的人群，这是一个和城市发展与生俱来的特别现象，深刻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明显变化，甚至更有文化学者认为，也许若干年以后，深圳的小说只留下文夕了。事实上，过了10年后的今天，政府的有关部门开始正视现实，不以随身带避孕套去定别人的罪，还公开要求一些公共场所摆放避孕套，那么表现二奶这个题材就更不是禁区了，我觉得你应该是无意之间突破了这个禁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很多题材禁区竟然是女作家突破的，这是为什么？
文夕：我写二奶也是非常偶然的，是二奶闯进了我的生活，不是我特意到二奶村去采访蹲点。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偶然性。没有赶上二奶，我就会选择其他人物了。其实小说中的二奶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载体，我主要想写的、要反映的是我所处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低层市民们的精神面貌。如果说许多女作家成了吃螃蟹的第一人，那就说明这些女作家们都不是“经验太丰富的渔民”，没有经历过被螃蟹咬的滋味，拿起螃蟹就吃了，这样就成了第一人了。我就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二奶”和“妓女”在曾经过去的宣传政策里是不让写的。苦难的中国人，五千来的苦难太深了！看到的不能说，说了的不能信，信了的是傻瓜，做了的不敢认，认了的绝不是真理。所以中国文学这么多年来，不要说什么进步，可以说是从五四鲁迅时代退到了封建时代，只因为我们脚上的镣铐沉重了。我看文坛需要大量新鲜的血液，重新出大批没有“经验的渔民”，脚上没有镣的“舞者”，心灵上没有“枷锁”的先锋，大概文学才有救，才有资格去谈论国际文学奖项。
李更：听说你曾经长期生活在二奶们的周围，耳濡目染了许多她们的酸甜苦辣，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需要倾诉。你是什么时间开始注意她们的？什么时间想着要表现她们？
文夕：刚到深圳的一个时期我做美国期货，按美国时间工作，所以我上的是夜班。夜里上下班交通不便，我是期货经纪，收入相对比较高，我便租住在金融大厦附近的高级公寓里。九十年代初深圳的公寓相当少，当然租得起独立公寓的人也不是很多。这座楼里主要住的是一些香港业主的家属和亲戚，还有就是一些内地来的办事处，再有就是一些老板和一些来深圳炒股票的大户，女性有正当职业的可说是凤毛麟角。楼里的女性除了香港人的家属和亲戚外，就主要是香港人包养的情妇——二奶。这座楼里消费成本高，这些二奶应该是比较高级的二奶，是香港有钱人包养的，不是后来的二奶村里的香港司机包的二奶。我是不经意间和她们生活在一个公寓，我没有刻意去注意她们，只是她们不寻常人生，起落无常的命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笔墨落到了深圳一群特殊的女性身上，她们身上最大的特点就对生活要求高、欲望大，工作能力低下，当然还有就是青春貌美；她们最大的缺陷就是认为女性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李更：好像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普及，你是用笔写作的吧？你的白描功夫了得，文字非常像明清的话本，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当然在有些场景上比较繁复，我甚至觉得你只要愿意，可以无休止地把故事进行下去，而且别人在阅读时也十分轻松，可以从任何地方介入，又可以随时停止，很多在特区生活的人都在你的叙述中找到共同的感觉，在不少地方你的描写也有相当自然主义的倾向，你是怎么结构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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