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超越“红包”
作者：吴妍妍
由“红包”这一敏感话题引出两种不同的观点。对于持第一种观念的人，我们应该致敬，毕竟在当下，批评者能渴望坚守一块精神净土不为金钱世俗污染，这种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对于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我想也不该提出批评，这并不是因为“自己也不干净就不要批评别人”，如果这样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批评了，批评家要有批评别人的胆识直面自己的勇气，如果批评家批评来批评去自己依然故我的话那他就是伪批评家。但毕竟批评家也是人，与媒体人、商人甚至行政人员比起来收入低，他们也要吃饭、供房子、养老人、养孩子。只能说，两种批评家栖居的方式不同，前一种更诗意；后一种更现实。
如此不同观点引发了我们一个思考，那就是批评家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在当下，自由职业批评家是越来越少了，批评家几乎都有活命的饭碗，即便有的批评家以批评为业，也是在创研室之类隶属于某某机关，旱涝保收，不以批评为自由职业是现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也好，从某种程度上说，以批评为业必然助长“红包”批评，因为批评家要吃饭，而靠批评换的饭又是太不够了；但也不好，批评在职业之外，职业总是占去人太多的精力，批评的纯粹性就要受到损害。批评家对自身与批评关系的不同思考导致批评家自身定位的不同，实际上也是关于“红包”现象形成两种不同观念的症结所在，而如何确立二者关系或许也是当下批评家首要考虑的事。
如果要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更早的年代，由“红包”问题引发不同意的现象不会有，批评家为批评殚精竭虑是正常的也是基本的。而要为这两种观念的产生根源作一探究，那就是当下批评家批评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批评对象由“神”变为“人”。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就是对于鲁迅的批评了，早些年关于鲁迅的研究均把鲁迅放在启蒙者、革命者的位置，强调他的战斗精神与批判意识。因此狂人的先知先觉者形象、阿Q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所受的“四权”压迫、孔乙己的酸腐与悲惨、《野草·题词》中的“大笑”与“歌唱”等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后又有批评者开始体验鲁迅勇敢斗士身份后的孤独与苦闷，一次次经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的鲁迅是失望的，因此他小说中的“我”有其复杂性、杂文中有“欲说还休”、《野草》通篇的自言自语，如此引发的一系列批评开始把鲁迅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勇敢却又苦闷、孤独也有顾虑的人。近几年又有批评者开始探讨鲁迅的婚姻，思考朱安这个很少为鲁迅提及的女人究竟在鲁迅的爱情婚姻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名义上的大太太、没有子嗣、被剥夺了爱与欲、终生与自己的影子相伴，朱安幸耶不幸？鲁迅的婚姻多年来都是批评者避而不谈的，它像一件衣服，虽然尘封许久了，颜色还是新的，抖起来带着灰尘，呛鼻，还有些刺人的眼。但抖了也就抖了，衣服是客观存在的，鲁迅的婚姻也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这样一来，对于鲁迅的认识我们又多了一层，那就是在处理朱安问题上，鲁迅犯了错，或许鲁迅也曾为自己辩护过，《伤逝》中的子君在离开涓生后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吗？但朱安是女人，她需要怀抱，鲁迅又是正直的人，他不爱的人，自然不能给她怀抱。不过朱安的悲剧一定不是旁人的错，鲁迅也有责任。由此我们又想鲁迅原来是一个也会犯错的却是勇敢的、孤独的、苦闷的、有顾虑的人，因为他是人，所以会犯错，会孤独、苦闷、有顾虑，但太多太多会犯错、孤独、苦闷、有顾虑的人没有成为鲁迅，没有鲁迅的睿智与勇敢，所以鲁迅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以鲁迅为例只是为了直观化批评者把批评对象由“神”到人的过程。让批评对象回到人间的好处是可以站在对象的角度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坏处也有，最终的结果不可避免就是对于对象的伤害，因为是人，人都有缺点。由此再看批评家本人也是如此，批评家是人，有缺点，要生存。
其次是批评家道德评判标准的变化。这与把批评对象“人”化是有关系的，是神就有神的标准，是人就有人的标准。神不容许有欲望、私心杂念，人就轻松了许多，欲望是断断不可没有的。因为有欲望，人就必然要张扬这一欲望，尤其爱与性。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更早，我们的批评对于爱总体上是肯定的，但这种爱是纯洁的、常态的、与性无关的、非第三者插足的。“性”则尽量避免谈及，即便提到也要闪烁其词，或者干脆就是进行道德批判。但我们现在来看，这种批评有它虚伪的一面，因为“性”是真实存在的，不谈或者批判并不意味着它就能不要或者不应该有。这也是一些批评家对于朱文小说持肯定态度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批评家表示不认可，但一定不是因为他写了“性”，而是他把这“性”彰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触及到了批评家的道德底线。
这又不免涉及到道德底线的问题，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但道德底线毕竟不是一条看得见的线，好比跳高用的横杆。李银河的前卫性观念引发了许多争论，触及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也有肯定的，但并不能认为那些持肯定态度的人就没有道德底线，所以说，道德底线是因人而异的，这样看，道德标准同样也是因人而异的。
上世纪80年代前批评家的道德评判标准更多遵循传统道德标准。90年代以来，许多新的观念、思想冲击了旧的标准，标准就变得不太统一了，有的前卫些，有的守旧些。许多引发争议的问题就因为处在这前卫与守旧的矛盾里。
第三，批评目的由启蒙到自说自话。批评家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启蒙还是有话要说或者完成一年几篇论文的硬性指标，批评效果是不同的。批评家因批评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批评方式就有些类似于开研讨会，是作报告式轮流作业还是如同毕业论文答辩，一个人发言多个人提问。我想当下的研讨会更多是前一种，但后面一种才是动真家伙，如果只想说说话或混个脸熟，这样做就很有些受不了了。光就启蒙而言，在当代批评界也是不可能有了，鲁迅在那个年代都无法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这个多元化时代不是没有这样的“英雄”，娱乐界那些让粉丝们狂热的歌星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他们并不一定要有思想，更不一定要有阅历。埋怨这个时代已经毫无意义，选择启蒙者姿态或许并不明智，只有“自说自话”了。
自说自话也并非没有批判，但批判更多针对的是作品不是作者，针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特色，对于人物形象的批评则更强调人物个性、自我的张扬，我常想当下的某些批评或许在过分强调人的觉醒时忽略了一些我们为之安身立命的东西，比如东方传统美德。王祥夫写过一篇《尖叫》，小说讲述一个叫米香的女人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折磨，多次向法院求告无果，考虑到丈夫可能对自己的侄儿造成伤害，犹豫间决定请人杀掉丈夫，此刻起一直到丈夫出事这段时间里，米香经历了心灵的煎熬，后悔、坚定，又后悔、又坚定，不停地折磨自己，终于事发，米香也被警察带走了。就这样一个故事，许多的评论都把米香的悲剧归结为她的愚昧与软弱，而不是法院硬性的离婚指标、不是丈夫的恶、娘家人的胆怯、同学疤头的漠视。事实上，米香是善的极致，无论丈夫如何，她总念着他的好，希望他转变过来，请人杀丈夫也是因为他一直扬言要杀死侄子而不是自己。在她身上更体现了东方传统美德，这些谦让、容忍、体谅、宽厚、善良的民族品格正在离我们远去，米香是坚守的，她成了牺牲品。而我们有些批评者所做的正是在加速这些民族品格离我们远去的步伐，尽管他们是无意的。
由思想启蒙者到自说自话者，批评家的身份变了，批评目的变了，对于批评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了，理想一些的依然坚守一块净土不让批评沾上世俗气；现实一些的就让它降落到人间更讲求它的常性常情。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文学批评也是，由此我想，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发展是命定的，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命定的，因为有太多作家、批评家无法左右的社会时代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就应该消极、被动。在某种许可的范围内，批评家应该起到精神导向的作用，他应该是向上的，甚至超越世俗、超越“红包”的，这是批评家这一职业决定的。既然选择了要做批评家，我想，还是要像个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