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作家素描(五至八)

作者:胡殷红




  五、李肇星
  
  李肇星是诗人,并且因此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由于他有深重的文学情结,所以对于中国作协的邀请,只要能挤出时间,他都会出席。他和作家们聊天,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谈文学谈人生谈诗歌,也给大家讲讲“外交”趣闻,他的讲话风格就像他的为人,亲切、风趣、轻松,作家们把他当成朋友,喜欢听他那不像“讲话”的讲话。
  有一次,中国作协在上海召开会议,邀请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为与会作家作关于我国外交形势的报告。据说李肇星前一天晚饭后还召开了一个会议,然后赶末班飞机飞到上海,为的就是第二天上午与作家朋友聊聊天。本以为利用周末的“秘密出行”,没想到还是被当地记者发现,曝了光,见了报,秘密没保住不说,还弄得他“有口难辩”。
  李肇星在中国作协不拿自己当外人,大家也都觉得认得他,其实他在主席台上看到的只是黑压压一片“芸芸众生”,如同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一样。所以,听说他到上海参加会议,为了真正认识他,我提出采访申请。晚上11点钟我们赶到机场迎候李肇星,他毕竟是年过花甲之人,到达驻地已至凌晨“人困马乏”。说实在的,如果仅仅是看外交部长这个身份,的确不该提出采访他的要求,可谁让这位部长平易近人呢。刚好他当时又新出版了诗集《青春中国》和《李肇星诗选》,所以他即使想拒绝我的采访,却也克制不住自己聊文学、聊诗歌的兴致。号准了他的“脉”,我就投其所好说,听说你特别喜欢自己的诗?我的一个同事和你住在一个楼里,一次你们同上电梯,你拿着一本诗集边看边笑边呢喃:好诗!好诗!我那同事侧目斜视,分明看到你拿的是自己的诗集,你在为自己的诗叫好!李肇星听后摇头点头哈哈大笑,完全一副“外交”模样,让人根本看不出他到底是招了还是否了。只说,我喜欢谁呀,我喜欢老百姓,我喜欢老百姓能看懂、能感动的诗。现在的一些诗,我一半都看不懂,可能是这些作品太前卫,我太落伍。我喜欢浅显易懂的那种诗,比如诗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比如我们的老部长陈毅元帅的:“月球有人类?火星有人类?地球有人类,地球最可贵!”还有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我说,看来你就喜欢战斗诗篇和带着乡土气味儿,看上去浅显直白的诗。他说,你片面了,什么叫浅显直白,这些诗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对老百姓深厚的感情是根本写不出来的。我玩笑说,虽然您很“乡土”,但您毕竟是学“洋文”出身,“洋诗”也读了不少吧?李肇星很神气地说,我很少读从英文、法文译成中文的诗;我觉得只要外文水平能读懂原文,就会觉得翻译过来的与原作不是一个味儿,至少没了那种情调和力度,包括经典名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样的名句,我都觉得还是读原文更有味道。
  李肇星说他在山东乡下读初中时就开始偷着学写诗,当时年轻好胜,觉得自己就是诗人。有一次上作文课,他大着胆子写了首诗冒充作文,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批评,还给了高分。初中毕业前,他的一篇小散文还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1959年,他到北大读书,系主任冯至是诗人,讲大课的何其芳是诗人,从此李肇星再也不敢说自己就是诗人了,只埋头读英文,悄悄地读一点英文诗。
  李肇星喜欢莎士比亚,他觉得莎翁的诗思想深刻,对仗工整,韵也押得好;也喜欢朗费罗,他认为朗费罗的诗有激情,朗朗上口;还喜欢海涅,因为海涅的诗催人奋进;喜欢伊萨科夫斯基,原因在于伊萨科夫斯基的诗很抒情。
  听李肇星谈诗歌的感觉我只能用一个字评价:“痴”。但我质疑他,那么繁重的外交工作、那么快节奏的日程安排,怎么能安下心来读诗?李肇星似乎听出了我言语间的“不怀好意”,大度地说,我喜欢读短诗,超过20行的诗读得很少,看不懂的诗干脆不读。我敬佩毛泽东那些令人振奋的诗词,朱德总司令的诗我也特别难忘,像鲁藜那些有哲理又通俗的诗我也非常喜欢。在我不断的追问中,他不断地举例说明,间或背上一两句。突然他一拍脑门又想起从小就喜欢的一位诗人——李白。
  李肇星谈到自己的阅读习惯时“固执”地强调:诗的篇幅应尽可能短一点。古人尚且崇尚仅四行的绝句、八行的律诗,我们怎么能企望那些繁忙的现代人会有时间或耐心去读《贝奥武夫》和《伊利亚特》那样的长诗。李肇星看到我不置可否的表情,非常“善解人意”地笑笑说,当然,专门研究和讲授诗的专家例外。李肇星不厌其烦地表达着,好的诗歌应该联系民心,关注民生,而且能让大多数喜欢诗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男女爱读。
  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职业外交家,李肇星曾经和世界各国的政要打交道,他走过许多国家,但他对祖国一往情深,常常把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思绪写进自己的诗里,常常用诗记录下自己的足迹和对事件的感悟。
  和李肇星聊天,从没感到他是一位部长,也没看出通常诗人那种潇洒不羁的形象。我间或听到过一些我们系统内的山东籍文学工作者“显摆”时说:昨晚我们又和李肇星喝酒谈诗啦。喝到一半,打电话叫陈建功,没叫着,在外地,要不一准“哥俩”醉。这样的故事一多,让我认为李肇星与他同等身份官员们的最大区别是他集严谨、平等、机智、风趣、幽默于一身。我特别想用“平易近人”四个字评价他,我觉得这样评价应该比较贴切,但李肇星坚决反对。他说,我本来就是人嘛,怎么还“近人”?
  
  六、吴冠中
  
  我和吴冠中先生毗邻而居,他的家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生活现在和以往一样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我注意到吴先生节前刚刚理了发,就问,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吴先生显得特别得意地告诉我,街边理发师傅们搭了简易理发室,冬天理发不在街上了。很多年以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遇见了,我就会开他的玩笑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见有人说话,吴先生会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的领域不同,价值一样。凡到吴先生左顾右盼时,他的脑袋会被剃头师傅“无情”地归回需要姿势。他只得低头喃喃,我这时候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剃头师傅凡到这样情景,就会神气地哈哈大笑说,批准你们先聊会儿,我等着。
  早几年吴先生每天都要散步,赶上我正好出门时,他会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离我们小区三四公里的另一处画室去看他画“大画”。去“大画室”要走40分钟,一般都是早晨过去,带些饼干、面包当午餐,晚上再步行回来。夫人身体好时,他们也会到那里住几天,创作完成后再回到家里。吴先生说,近年画“大画”少了,所以去那里也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想重复自己,没有新意、没有激情的作品不想画,另外精力、体力也觉得差了些。尽管如此,近年来老人家的画展不断,2007年吴先生创作了近90幅新作,北京“798工厂”以“吴冠中走进798”为题,展出其中的50幅。吴先生说,我现在就像女人过了四五十岁怀孕困难了,没有怀孕就不可能分娩,我又不想克隆以往的东西。决不愿意重复再画第二张雷同的。有的作品经过多少年后觉得不满意了,再重画,没找到缺陷就不再重复了。我现在画得少,是因为老的东西画完了,新的感觉回来的少。我要求自己每一幅画都有新意。我老伴是我的第一个观众,她说有点新的东西了,不一样了,那我就觉得有些意思,很愉快。否则就撕掉,就连速描我都不会随便画一张送人。
  吴先生现在年事已高,户外写生的机会少了,主要靠反刍。他说,当年积累、吸收的大量素材没能表达完整,现在又从心里溢出来新的感觉,只要有新感觉我就画。这是个抽象和提炼的过程。人老了,各种诱惑和顾虑都消退了,青年时代的赤裸与狂妄倒又常常蠢蠢欲动,能够把真诚的心声表达出来,就是莫大的慰藉了。只要想画,这就是我一天中放在第一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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