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接近堕落的扯淡
作者：李建军
此话怎讲？
本来，《红楼梦》与《金瓶梅》的高下文野，乃是有公论和定论的，——前者虽然在语言和描写的技巧上，很受后者影响，但却不仅摆脱了后者色情描写的粗俗，而且，还在伦理境界上，将中国小说的诗情叙事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个人如果在中国大学里接受正常的文学专业教育，是不会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弄颠倒的。然而，一位在外国留学、工作的年轻学者，似乎觉得被动接受已有的结论，实在太缺乏“现代精神”和“自我意识”，于是，硬是要颠覆这些基本事实，硬是要否定那些基本观点。在一本论《金瓶梅》的著作中，对《红楼梦》嗤之以鼻，对“大观园的肥皂剧”深表不屑，却对《金瓶梅》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其中的人物个个真实，人人可爱，因而认为《金瓶梅》远比《红楼梦》要伟大。——在我看来，这委实算不得认真的求知，而是任性的发挥。
然而，由海外的某些中国学者弄出来的荒唐事，还有比这更离奇的呢。
最近，有一位薛姓学者，——此君忽而研究文化问题，忽而研究经济问题，总之，很有点于学无所不窥的样子，——出版了一部《学而时习之》的书，其中的一些部分，被冠以《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的题目，反复在国内几家报刊发表。表面上看，这位薛姓学者心仪儒学，服膺孔子，发言立论，独出机杼，实在令我等不曾越洋渡海的“土包子”自愧弗如，只得佩服西方教育的发达和高明。然而，仔细深究，你会发现，在这部书里，他的很多令人惊诧莫名的结论，其实是靠不住的，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例如，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与孔子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传统文化不仅不是孔子的失败，而且恰好证明了孔子的价值：“说我们的文化失败了，并不意味着我要反对孔子。相反，这使我在心灵上和孔子更近，也更能体验他的挫折和痛楚。”你看，这不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反潮流”的怪脾气吗？这不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那种不讲逻辑、不讲道理的思维模式吗？——难道“中国文化”与孔子没有关系吗？难道这种文化的失败不也是孔子的失败吗？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还不是这种文化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学而时习之》作者的仇智主义情绪。他的内心充满对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化解的敌意和仇恨，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简直使人疑心某些美国大学教育的任务和目的，与中国“文革”时期的“教育路线”和“教育方针”如出一辙，那就是：鼓励学生诅咒知识，怂恿他们贬低知识分子。
有趣的是，这位薛姓学者是在反对“专制主义”和宣扬“民主”的幌子下贬低和否定知识分子的。他把民众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孔子与鲁迅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前者是值得肯定的，而后者是需要否定的；孔子是应该赞美的，鲁迅是需要清算的。
为什么要否定和清算鲁迅呢？
因为，在这位薛学者看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一点都不比普通大众优秀，而且，恰恰相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国民众远比那些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要高明。然而，令薛学者愤愤不平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竟然如此缺乏自知之明，竟然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竟然傲慢地以启蒙大众为己任：“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看来，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薛姓学者的这种深文周纳的颟顸和自以为是的武断，简直叫人啼笑皆非，对中国过去的“政治运动”略有了解的人，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到了21世纪，在一个受了美国教育的华人学者的学术著作里，怎么还会有这种仇智主义的情绪和非理性主义的观点？
然而，如果谁把撑眉努眼地羞辱别人当做光荣的事业，谁就不怕信口开河，谁就不怕贻笑大方。薛学者在误解、羞辱鲁迅上表现出的大胆和无畏，超迈“痞子”作家、“聪明”作家、浅薄“才子”和“流氓”批评家远矣，达到了“贬鲁”运动的新高度。
有了海外教育背景的薛学者是有底气的，也很自信的，因而，谈起鲁迅们来，语气里自然含着十分的鄙夷和万分的轻蔑：
阿Q的麻木，其实就是鲁迅的麻木。……他大概会把人家写得像个虫子，连阿Q也不如。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跳出这样的文化。《阿Q正传》和那篇声称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中国人的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藤野先生》，已经问世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就为这样的作品所激励。所以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会有山西黑砖窑中的奴隶制度，会有广东打死讨薪民工的惨案。读《阿Q正传》长大的民族，怎么可能对农民讨公道？再看看西方，特瑞萨修女则成了激励整个社会的英雄。这也怪不得，美国一些富裕家庭，自己掏腰包把还在上中学的孩子送到非洲从事慈善事业。两相对比，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文化的失败？
这实在是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谈怪论！“大概会”的推测，加上言之凿凿的判断，构成了薛学者的武断论述的基本模式。他讨厌言之成理的分析，讨厌充满事实感的描述。他把中国当下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与鲁迅的作品进行极其简单的因果对接，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状况，仅仅归咎于几篇作品的影响，这显然是文化研究上典型的懒汉主义做派，显然是一种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同样，将特瑞萨修女当做激励“整个西方社会”的“英雄”，似乎也是一种言过其实的不可靠的结论。中国文化也许真的“失败”了，但是，问题肯定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和过程。
说起对人性的麻木、丑恶和黑暗的表现，俄罗斯文学并不比鲁迅更留情面。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和《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等作品表现的就是俄罗斯国民性中的欺诈、虚伪、懒惰、狭隘、猥琐的一面，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谁把当代俄罗斯人道德危机和社会问题归咎于这些作品的荼毒；契诃夫的《风波》、《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和《第六病室》等作品读来甚至让人毛骨悚然，但是，似乎还没有一个人以哪位行善的俄罗斯牧师做尺度，来否定契诃夫，来要求他对俄罗斯的庸俗的社会风气和悲观、绝望的时代情绪负责任。
薛学者总是用怀疑的态度和否定的眼光来看“鲁迅们”。他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有信任，尤其不信任他们的道德境界和人格境界。在他看来，中国的“鲁迅们”乃是一群善于文过饰非，善于自我美化的精神侏儒：“冷漠与麻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们与阿Q们的不同，是鲁迅们不认为自己冷漠麻木，甚至还觉得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献出了一腔热血却又被他所拯救的人吃了人血馒头的烈士。”
这里有对鲁迅的肆意的羞辱和丑化。似乎鲁迅只有承认自己也是麻木的，也像阿Q一样自欺欺人，也像华老栓一样愚昧无知，也像闰土一样逆来顺受，也像祥林嫂一样敬鬼信神，才是正确的，才能免于薛学者的话语凌迟。而在我看来，民众与启蒙者的隔膜，反启蒙者与启蒙者的对立，从来就是中国社会的悲剧性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见之于菜市口的看客投向“戊戌六君子”的西红柿和臭鸡蛋，也见之于像薛学者一样的“聪明人”对启蒙者的误解和羞辱。
那么，鲁迅真的像薛学者所说的那样缺乏自知之明和自省精神吗？不是的。恰恰相反，正像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固然“时时指责别人”，但却“更加无情地解剖自己”。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说道：“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同年5月30日的信中，他说自己不愿把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鲁迅知道自己内心是有黑暗的，但是，他没有对这黑暗妥协，投降，而是，对它宣战，与它对抗。由黑暗中产生的是绝望。鲁迅同样反对这绝望。他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主题，就是要“反抗绝望”：“……我以为因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2]